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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人”假设发展反思 　　[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对修正和扩展“经济人”假设的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揭示其共性。其次，对“经济人”假设的悖论――利他主义行为的动机进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机制。最后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同“经济人”假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利他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戴玲，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罗燕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合肥230039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1－0057－03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它把人类界定为在本质上理性但自私的个体，他们最大限度地寻求自身利益，并同时集体地促进公共利益。然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旋涡，众多的经济学家从???同领域、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批判和完善。笔者通过对“经济人”假设演变的回顾和“经济人”假设的悖论一利他主义行为动机的分析，发现“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以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承认并运用“经济人”假设的必要性。 　　 　　一、“经济人”假设的提出与发展 　　 　　“经济人”假设最早源于亚当?斯密(Adam．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斯密认为“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利己心”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如果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则会实现社会利益，因为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1](P27)。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在1836年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文中指出，“经济人”有两大特征：一是自私；二是完全理性。“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人。由此，“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发展为最大化原则。 　　斯密等人提出“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想，是建立在一系列苛刻条件基础之上的，如完全竞争、信息充分等。然而，这种基于高度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并没有真正反映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过于理想化的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日益显露出来。但是它在逻辑和策略上的部分有效性促使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扩展，使其更好地与现实社会相融合。 　　 　　二、对“经济人”假设的完善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从信息不完全及人的“有限理性”的角度对理性最大化进行批判。西蒙认为，经济人实际上是一个寻求满足者，他之所以接受足够好的解，并不是“因为他宁少恶多，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选择余地”[2](P38)。因此，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以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满意解取代最优解。西蒙的有限理性，考虑到信息的不完全、人自身认识和能力的缺陷、所处环境的制约等因素，从而修正了经济人的约束条件，使得追求令人满意的利润比追求最大利润更接近于现实。这为“经济人”假设的现实化开辟了方向。 　　博弈论对“经济人”假设的完善在于它将行为主体由个人扩展到群体，重视经济人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把对方的策略和对方的支付也作为信息乃至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引人博弈结构，主张在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合与支付组合中，寻找博弈均衡。在群体行为中，每个人的策略选择应以其他人的策略选择为条件，这说明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抉择，才可能实现互利的结局。博弈论中，群体行为的均衡，使他人的利益进入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它所注重的人性模式中包含着互利对自利的限制以及交互理性对边际理性的约束，其实质是增加了群体对个人决策这一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使“经济人”假设的社会化有了突破。 　　新制度经济学承认有限理性的假设和机会主义假设。它们认为，人除了追求物质经济利益之外，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还要建立在个人的社会经验、随时间而变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一文化环境。新制度学派的“社会一文化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扩展，是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的重要补充。它揭示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人的目标是多重的，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把对人的假定向现实又推进了一步。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