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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卫视新闻与娱乐 　　在中国，电视是制造明星最优质的平台，而最容易成为明星的，除了电视剧里的演员之外，就是各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从最早的水均益、崔永元、杨锦麟到后来的李湘、何炅以及白岩松、柴静，再到今天正在日益走红的孟非与骆新，主持人走红的路径和风格变迁背后折射出的是电视受众趣味的变化。 　　 　　孟非与骆新 　　因为《非诚勿扰》和《百里挑一》，孟非和骆新都一跃而成全国流行的当红主持，在这之前，他们都是地方电视台一档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在《非诚勿扰》之前，孟非曾担任了8年新闻评论员，他在2002年到2009年主持的《南京零距离》，在江苏有非常高的收视率和影响力，被认为是全国民生类新闻节目少有的经典之作。 　　所以，到现在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也不认为自己已经“转型”为娱乐节目主持人，并始终觉得《非诚勿扰》不是一个“娱乐类节目”，而是话题类节目。“无论是娱乐，还是道德教育，都是一种元素，一种功能，这些功能应该是各种形态的节目都可以承担的，关键是那个节目能不能做到让观众喜欢。” 　　骆新的情形也类似，事实上，虽然上海之外的大多数观众都是通过《百里挑一》这个征婚节目才知道他的，但他工作的重心一直都在另外一档新闻类节目《东方直播室》，骆新有着10几年记者和主持人的经历，他说自己在做任何一档节目时，都会坚守某种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平等、多元、宽容以及对人的关怀。如果没有这种价值观，不管做什么节目，娱乐、时事以及其他，就都没有太大意义了。 　　的确，很难定义，他们是新闻评论员，还是娱乐节目主持人，他们不像李湘与何炅，同样也不像白岩松与柴静。他们的复杂角色背后是今天中国电视尤其是地方电视台的复杂处境，作为大多从新闻系出身的传媒从业者，多数人对于报道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热情，但如果将每个电视台或者电视栏目看成一个企业和产品，很多时候，娱乐才是给他们带来最大收益的法宝。如果不是《非诚勿扰》，孟非的名气不会超出南京市，同样，如果没有《百里挑一》，上海之外很少会有观众知道骆新是谁。 　　反过来，当这些复杂的??色扮演集合在一个人身上时，孟非和骆新这类主持人和他们的风格也让节目本身的形态和性质界定不那么清晰了。比如《非诚勿扰》呈现出来的面貌就颇为复杂，无论大江南北（甚至地球另一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新富、中产、白领，还是农民工，或海外游子，人们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从电视制作而言，嘉宾的职业包罗万象，从公务员到城管，从工程师到远洋轮船船长，从个体老板到国家级运动员，嘉宾们国籍从中国、美国、日本、到意大利；而民工专场、教师节专场和海外华人专场的设置也在表达节目的气质―它在试图保持参与群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打开《非诚勿扰》，你有时会以为自己在看一档科普节目―高能物理博士会上来讲述离子对撞的原理，或者是探索频道―远洋轮船长会讲述他勇斗海盗的经历。而当养鱼专业户的朋友们操着一口河北话说，“他是卖鱼的，我们是卖鱼缸的，我们这儿还有卖鱼饲料的，要是他在《非诚勿扰》找到媳妇，我们也上去！”时，你会觉得简直就像一档介绍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电视片。 　　而《东方直播室》虽然是一档纯粹的新闻节目，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已经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他们把新闻事件各方当事人请到现场，进行直接沟通交流，集合相似经历者、持不同意见嘉宾、网友、现场观众、电话连线、民意调查、主持人调度于一堂，按骆新的说法，目的正在于以舞台的现场感去感染观众，让观众跟他们一起思考，从而营造出一种理性、宽容和人文关怀的秉性，让看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节目是有温度、有价值追求的。 　　《东方直播室》把那些事关劳资矛盾、司法纠纷等等新闻题材做得像娱乐节目一样引人入胜。而在《百里挑一》中，骆新那张新闻评论员的严肃面孔却也能与现场的氛围完美融合，“让自己比纯新闻主义那种专业理性稍微松驰一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很能接受我的观点和建议，我发现大伙儿高兴以后的接受能力比仇恨或者害怕时要强很多。”穿梭于新闻与娱乐之间，骆新有了许多对电视全新的理解。 　　 　　新闻与娱乐 　　当然，随着收视率和关注度的提高，无论是《非诚勿扰》、《百里挑一》还是《东方直播室》，制作人和主持人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苦恼，他们在处理各种价值观的问题上越来越谨慎，因为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钢丝。 　　对于大部分还怀有社会理想和责任的电视从业者来说， 波兹曼写的那本《娱乐至死》很多时候都会像一把利剑一样悬在心头。波兹曼对电视主导传播的人类社会文化生态忧心忡忡，他认为，“如果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文化衰亡的命运已危在旦夕。” 　　具体到中国的情境，大多时候人们可以原谅，在为生存和饭碗拼搏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