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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犹太人 　　 　　母亲揭发女儿，沙拉成为“政治犯” 　　 　　1950年，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一个长着犹太人特有的大眼睛的漂亮女婴呱呱坠地。孩子的父亲是犹太人，孩子的母亲是一位苏北农村的女子。父亲乐得合不扰嘴，给女孩起名叫沙拉。 　　1956年，她们举家搬到了上海复兴中路642号犹太人联合会会所居住。沙拉的父亲在大名路242号开了一个商铺做小生意，生活过得还算安稳，当时的上海政府还给他每月70元的犹太人补助金。童年的沙拉是幸福的，在联合会三层的大洋楼里，她分享着父母亲的慈爱。 　　不幸的是，不久，母亲就抛弃了沙拉。父亲带着年幼的沙拉，搬入了复兴中路的花园洋房里。在那里，沙拉一天天地长大，父亲却一天天衰老下去。按照犹太人习俗，女孩子12岁生日时，要过一个盛大的“成人节”，庆祝长大成人。父亲不止一次地抚摸着沙拉的头发说：“孩子，快快长大吧，长大了，我就可以给你过一个成人节了”。 　　1962年4月，沙拉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的去世，使她失去了家庭温暖，1967年秋天，“红卫兵”又把沙拉赶出了洋楼，还剪去了她那一头美丽的金发，以色列政府寄给她的信件也被查抄，就连父亲安葬在青浦吉安公墓的墓地也被彻底铲平。沙拉的噩梦开始了。 　　不得已，沙拉找到了她的生母。沙拉的生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改嫁他人，有了自己的孩子。沙拉回到母亲身边时，母女之间竟然已形同陌路。沙拉说：“我母亲总认为我的脸是外国人的脸，给她带来很多羞辱。”母亲不会养一个白吃饭的人，初中还没有念完的沙拉成了上海铜厂一名靠体力吃饭的女工。后来，由于母亲的揭发诬告，沙拉被当成“政治犯”被红卫兵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1年。 　　劳动改造回来的沙拉终于对惟一可依靠的母亲彻底失望了。 　　 　　不幸的婚姻 　　 　　沙拉幻想着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再一次被捉弄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婚后不久就被发现生活不检点，沙拉只好离开他。这次短暂的婚姻，留给沙拉一个儿子。正是因为这个孩子，沙拉的第二次婚姻在坚持了10年之后，也终于宣告结束，这一次，又留下了两个孩子。沙拉说：“??家不愿意接受我跟别的男人生下的孩子，我非常矛盾和痛苦。在情绪最低潮的时候，几乎想自杀。” 　　绝望的沙拉开始思念她的另一个家乡。 　　 　　回到以色列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了。沙拉用自己最隆重的方式庆祝了这个节日。接着，在她42岁这一年，她独自一人，踏上了“寻根”之旅。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返回以色列的犹太后裔。回到以色列，她受到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 　　然而，总理的接见并没有改变她回到陌生国度的感觉，她在特拉维夫市举目无亲，又听不懂当地的希伯莱语。更要命的是，她在中国时人们把她看作外国人，而在以色列人们又把她看作是中国人。 　　沙拉最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来到了一个充满硝烟的国度。由于巴以冲突升级，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沙拉所在的特拉维夫市。那时的特拉维夫到处可见人的肢体挂在墙上，她也有了好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有时下公交车没多久，身后的公交车就爆炸了。 　　倔强的沙拉不得不习惯了这种动荡。她一直记着父亲的话，要在逆境中学会生存。她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她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身边。她苦攻希伯莱语，专门找老人聊天，老人空闲又怕寂寞，一聊就是半天。半年后，沙拉很快就掌握了主要生活语言。 　　 　　为了生存，她做起了上海的春卷 　　 　　1993年5月，沙拉终于把3个孩子接到了身边，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正当她以为生活渐渐安定下来时，阿以冲突再一次升级，特拉维夫市不断发生爆炸，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整整一个月都是在防空洞内度过的。 　　在防空洞里，沙拉告诉孩子们：“这是你们学习语言的最好机会。”她鼓励孩子们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言。 　　比学语言更苦的是找工作。人地生疏的沙拉没有特别的技能，她想起了在上海看到的绝活――包春卷。 　　回想起这段往事，沙拉说：“我做坏了很多春卷，光是面粉就用掉好几斤，当打出第一张春卷皮的时候，我真的是又难过又开心。我自己找了一个饭碗。那时掉下的眼泪，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第一张春卷皮给沙拉增添了自信心，靠着这个手艺，她不仅养活了自己和孩子，而且还赚了很多钱。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中国时，她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她依旧做着中国式妈妈，孩子们放了学就来春卷摊前玩耍。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沙拉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没用。” 　　邻居的话很伤人，沙拉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