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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烟草控制机制与公共健康规范在中国扩散 　　摘要　国际烟草控制机制是世界卫生组织在重视公共健康价值的基础上构建与发展的，其中公共健康规范占据了国际烟草控制机制的主导地位。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和烟草制品的国际机制，对世界范围内烟草控制的各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内容具有广泛性和全面性。中国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签约国之一，虽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负责任的大国态度的确立，中国在控烟问题上正向世界靠拢，公共健康规范在中国趋向深层扩散。 　　关键词　国际烟草控制机制　公共健康规范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中图分类号：D8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4-0034-39 　　 　　一、公共健康规范与国际烟草控制机制的建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问题越来越关注。一般来说，公共健康问题主要指公共健康危险因素得不到有效控制或由于同一病症使众多个体的基本健康权利同时受到剥夺的情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公共健康问题不但是国内的社会问题，而且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此时，越来越多的绕过或溢出国界的公共健康问题推动了全球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虽然公共健康政策在一些领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是在传染性疾病上，但公共健康几乎历来只是国家内部议题。然而，现在公共健康不仅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而且也是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符合以下的特征：它可使不止一个国家受益，而且不歧视当前或今后的任何人或任何集团。另外，全球公共产品也可被划分为中间性公共产品和最终公共产品。中间性的全球公共产品，比如国际机制，它有助于提供最终的公共产品。最终公共产品是结果而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产品，它们可以是有形的(比如环境或人类的共同遗产)或无形的(比如和平或财政稳定)。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与公共健康直接相关的许多议题上，由于没有超国家权力机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化需要更多的跨部门行动和跨国合作与伙伴关系。因此，为了达到国家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目的，政府必须??来越诉诸于国际合作以控制跨界力量。诸多与全球公共健康相关的领域证明了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扩展――尤其是在国际协议下设立的，它们作为重要的中间性公共健康产品，其目的是促进或获得最终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对于法律学者来讲，国际机制与国际法紧密联系，被定义为“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以及决策程序”的国际机制实际上只是国际法的另一个名称而已。而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规范存在的。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认为，要完全理解法律，就需要对规范进行仔细的考察。“法律比政治社会更古老，这就意味着它是作为一套规范出现的――并且在国际公法的场合，由于缺少一个世界政府，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套在法律上无法强制执行的规范。”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规范指的是对行为体恰当行为的共同期望，它既包含在国家制定政策过程中，又调整和规范国家的行为。比如环境保护，目前一般的国家都制定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但同时国际社会也会批评、监督某些国家在环保领域的失当行为。因此，国际规范是国际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常规性，或者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对这种行为常规的偏离将会导致来自于其他行为体的惩罚，这种惩罚本身可能只是其他行为体追求其自身利益的附带结果。由于烟草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的烟草控制机制就是在公共健康规范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2005年2月生效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称《公约》)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也是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和烟草制品的国际机制。 　　回顾烟草控制的历史，控烟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并发现烟草至今有500多年，反烟或者说控烟历史也有500年，其间，全球控烟兴起过四次浪潮。第一次控烟浪潮始于17世纪初叶，当时的控烟运动主要是因神权、君权、王权的肆虐兴起的，吸烟贩烟即要被杀头，但烟草并未因此而消亡。由于发现烟草有治病的作用，吸烟的人反而与日俱增，并刺激了烟草生产。到了18世纪末，西方的医生和学者对吸烟与健康的关系所下的结论是“吸烟有害健康”。于是，在20世纪初叶至中期，人类拉开了第二次反吸烟运动的大幕。1969年，世界卫生组织以控烟为己任，掀起了全球控烟运动的第三次浪潮。1970年5月，第23届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简称WHA)通过了23.32号决议，首次比较全面地提出了控烟问题。此后，WHA陆续就烟草问题通过了17项决议。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每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