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鹰一个红三代成长史.doc

叶大鹰一个红三代成长史 　　有人说他是红色导演,他说这不是真实的自己,“说这话的人需要做功课”。 　　有人说他是叶挺的孙子,他说我没有在这个身份上得到一点庇护,至今还是个体户,在体制之外。 　　他很低调,但他的影片知名度大,《红樱桃》、《红色恋人》、《陈赓大将》、《西安事变》等“红色”影视剧是他导演的,但他不愿意让人觉得他有浓郁的“红色情结”。 　　他的父亲――航天工程师叶正明是叶挺的二儿子。 　　他是叶大鹰,不循规蹈矩,不人云亦云,活得真实而自在。 　　我在一个饭店的会所,见到了叶大鹰。 　　他随和,但是不好交流。因为,他急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这缘于他的《天安门》不卖座不被重视不被理会,于是抱怨了很多。 　　我敬佩他的坦诚,说的都是真话,但是真话让我听得不自在。因为,真话有时候是无法落笔的。 　　不管怎么样,他是个活得很自我的人。现在这样的人不多。 　　他还是王朔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有痞子气。 　　对体制的不满和对家族史的回避,难掩其锐气。 　　他说,今天他说话整个拧巴了,因为红色电影的不被欢迎,让他郁闷。 　　 　　恍恍惚惚的少年时光 　　 　　1958年,叶大鹰在长春出生。这年,祖父叶挺已去世十二年。第二年,全家从长春迁到北京,小学四年级时,全家又搬迁到了上海郊外的松江。他和小朋友们摸鱼、养狗、打麻雀、赶鸭子……这些快乐的记忆在多年之后被记录在他自己的电影《地球上有个王家庄》中。 　　但是,叶大鹰不承认自己是个调皮的红色后代,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他说自己特老实,非常害羞甚至有些自卑。 　　“小时候淘,那是被迫的,那个时候不淘就没法儿活。” 　　叶大鹰的母亲安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电影《分水岭》中,安琪扮演一个地主婆,其中有一场批斗地主婆的戏。 　　“小时候看到这场戏,我难受坏了。为妈妈难过也为自己难过,觉得特没面子。回家看见妈妈都不敢看她,也很生她的气,不明白她怎么就和地主婆联系上了?她干吗要干这个事情?” 　　十岁以前,叶大鹰就在八一厂的大院里成长。 　　“我认识的大人们都是拍电影的,于是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和电影有关系,电影不是个神圣的东西。” 　　1969年,叶大鹰随父亲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松江,在父亲工作的某航天研究所附近的农村公社小学上四年级。 　　“到上海后,人就整个儿陷在上海了。我是1965年上小学,1975年高中毕业。从1969年到1976年,就全都在上海生活。” 　　从此,电影不再和叶大鹰有什么关系了,唯一有的就是每当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电影,看到八一厂的那个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在片头闪烁的时候,叶大鹰就会有点激动。 　　“我会告诉边上的人,我在那里待过。” 　　叶大鹰到上海时正是“文革”热火朝天的时候,父亲叶正明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他亲眼看见人家把大字报贴在父亲的身上,这一年叶大鹰只有十岁。由于家庭的动荡,他平均两年转一次学。频繁转学的结果是,没有同学愿意和他这个走资派的孩子玩,而且还经常有人欺负他。这种情况下,叶大鹰开始反抗了。 　　“我要保护好自己和妹妹不被‘好孩子’欺负,于是我就成了坏孩子,每天得跟那些‘好孩子’打架。” 　　 “那时我打架特有招,一次打下来,好长时间都没人跟我打了。” 　　叶大鹰打架看似都是有理的。有一次,小学生叶大鹰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喊“打倒叶正明”,而且还冲着叶大鹰喊,他就急了,与喊口号的人打架。叶大鹰打完架后发现父亲叶正明就站在很远的地方,站在写着很大的“打倒叶正明”的标语旁边,每个字比叶大鹰个头还大好多。 　　“我觉得每天在马路中央爸爸的名字上面走过,就像从爸爸的身体上走过一样。” 　　叶大鹰就朝父亲那边走过去,走到父亲面前时父亲说你真不懂事!当时叶大鹰觉得特别委屈。 　　“我是为你打架的,人家骂的是你呀,我打人家,你还骂我。其实小孩子都有这样一个心理。” 　　“文革”时期,学校把一些“特殊”的孩子集中放在一个班,叫“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一些表现不好的、貌似小流氓的,以及家里有问题的,每天都到那里去听课。叶大鹰记得,工宣队的一个人,拿着《毛主席语录》对他说,“现在拿《毛主席语录》教育你们,将来就拿枪杆子教育你们”。 　　“那时我的检查写得特别好,经常能把老师和同学感动得不说是热泪盈眶至少也坚信从念完检查的那一刻我就能痛改前非,所犯错误都是不小心不得已而为之。每当看到老师和同学被我感动,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好玩。” 　　即便是这样的“学习班”,也让叶大鹰觉得这是自己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有时候想起那段日子,觉得又快乐又开心。因为做‘好人’是有统一标准的,但做‘坏人’是自由自在的,个性释放的。当你把自己认定是一个坏孩子的时候,你就获得了一种解放,完全地解放或释放。我觉得是,当然我们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