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最后岁月.doc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最后岁月 　　关于近代教育家张伯苓的书籍出了很多，电视剧更在去年热播，但记叙他逝世前后的文字却极少，即使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不久，我查阅了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发现了记叙1950年张伯苓重回南开、周总理吊唁张伯苓和张伯苓追悼会的三件珍贵档案，算是正说张伯苓的最后时刻吧！ 　　 　　不为人知的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居重庆的张伯苓非常想回到天津。1950年3月，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了北归的心情。在得到周总理“允其北归”的批示后，5月4日，张伯苓和夫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抵北京，周总理和老友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在北京的几个月里，张伯苓夫妇一直住在傅作义的一处私人住宅内。 　　7月底，南开中学校委会主任杨坚白曾到北京看望张伯苓，介绍了天津及南开的新变化、新气象，张伯苓听后很高兴，回南开看看的想法愈加强烈。回到天津后，杨坚白感慨地说，张校长也变了，他对新中国人民的工作热烈情况表示满意，他说，今天共产党所做的，就是自己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理想。不久，张伯苓即提出，要到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去转转看看，并希望在这年的暑假能到南开大学居住一段时间。因为他就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时，南大的很多学生都表示极力反对，他怕这次回去，同学们会给他难堪，所以，曾嘱托黄子坚回校听一听学生们的反应，特别是要征求一下党支部的意见。南大支部认为，他要回学校看一看，支部无理由也没有必要过问，而对回校居住一事则未做答复。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回到天津，初居一个学生家中，后迁居大理道的三子张锡祚家中。20日，张伯苓来到了阔别已久而又魂牵梦系的南开大学，踏进校园大门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睛湿润了。进校后，他与老南开的老教授黄子坚、杨石先、冯文潜、邱宗岳、吴大任、陈荫谷、萧采瑜及事务主任孟琴襄等，一起开心地唠起了家常。因为他在重庆曾患中风，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张伯苓说，亲眼见到学校目前一切充满生气，规模也比抗战胜利时壮大了，南开已有了好的寄托，我很高兴！我准备用三天的时间，遍观南院、东院和北???。 　　但相对于张伯苓的热情，南大同学们的态度则显得有些冷漠。当他在校园里各处走走看看时，曾在养鱼池旁驻足，并与养鱼的老工友亲切握手寒暄，而仅距两三米处的几名同学知道他是老校长张伯苓，但并没有对他做任何表示，仍然一边观鱼，一边旁若无人地说笑着。这让原本想与他们打招呼的张伯苓甚感失落。 　　21日、22日，张伯苓先后去了南开女中、南开中学。在女中，他只在主任办公室坐了坐，与几个教职员聊了一些家常话，互问身体安好，仅六七分钟就走了。走在路上，正碰上一群刚刚下课的同学，有的同学远远地对他投以惊异的目光，其中十五六个初二同学竟笑嘻嘻地随口叫着他的名字：“张伯苓！张伯苓！”见此情景，张伯苓加快了脚步。在临出校门时，他却再三地回头张望，反复地端详着校园里的一草一木，用手轻轻抚摸着校门上的牌匾，眼睛里噙着泪水。对学校真挚的依恋之情和学生们对他的冷漠态度，让他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和斗争，送行的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内心深处不由得产生阵阵酸楚。在南开中学，在校委主任杨坚白的陪同下，他只是粗略地看了看范荪楼、礼堂和饭厅，前后也不过半个小时。在饭厅外，遇到了十几名同学，其中几个同学认出他就是老校长时显得非常激动，下意识地鼓掌欢迎，但刚拍了一下，看见多数同学都没有任何表示，也就把手放下了。走出校门时，他对杨坚白感慨地说，这里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熟悉，回到这里我就像回到娘家一样！ 　　学校的一些老人们认为，老校长办教育有功，本质是好的，为人不错，就是末尾一步走错了。也有一些人虽然尊敬他，但感到他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他的那一套吃不开了。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是国民党五院长之一，是政治失节，是战犯，没有按反革命让他登记，人民政府对他就已经够宽大的了。黄子坚、袁贤能等南大的多数老教授都希望他能回来继续工作，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吴大任等则善意地认为，他这个时候回来对南开没有多大好处，而一般激进而年轻的助教们则多数反对他回来。这三所学校的同学们对此事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冷淡”二字。因为当时许多同学根本不知道他的到来，而知道的大多数也对此事漠不关心，认为他来与为不来都无所谓，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有的说，我们的学校现在已经办得很好了，不需要名誉校长了。 　　10月17日南开中学校庆时，张伯苓早早起床准备到学校参加庆典，但从南开中学却传来不让他进校的消息。张伯苓沉默了，眼前的现实让他感到，自己倾注一生心血的学校已经不认识他了，在南开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从此，他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之中。 　　 　　周总理亲往吊唁 　　 　　1951年2月23日下午6时半，曾创办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的中国近代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大理道87号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