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奴隶制.docVIP

协商奴隶制 　　埃拉?伯林是当代美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奴隶制的著名学者。1975年出版的首部著作《没有主人的奴隶：内战前南部的自由黑人》即获得美国国家历史协会授予的“最佳首部著作奖”(the Best First Book Prize)。20世纪80年代他负责主编的多卷本历史文献集《自由：奴隶解放文献史》，两次获得了联邦政府史协会的“托马斯?杰斐逊奖”(the Thomas Jefferson Prize)。伯林因为编辑工作成绩突出获得美国历史协会的“富兰克林?詹普森奖”(the J.Franklin Jameson Prize)。1999年出版的著作《太多了：北美大陆奴隶制的前二个世纪》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班克罗夫特奖”(the Bancroft Prize)、吉尔德――莱尔曼学院授予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奖”(Frederick Douglass Prize)、南部历史协会授予的“奥斯利奖”(Owsley Prize)、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授予的“鲁德维克奖”(the Rudwick Prize)等几项大奖。2002年出版的《失去自由的人们：非裔美国人奴隶史》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授予的“艾伯特?贝弗里奇奖”(the Albert Beveridge Prize)。在《太多了：北美大陆奴隶制的前二个世纪》和《失去自由的人们：非裔美国人奴隶史》这两部著作中，伯林对美国奴隶制历史的解释提出具有挑战性的新论点。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协商形成的制度，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受制于经常性的协商和再协商，“奴隶制从来就没有被制造出来，而是在不断地被重新制造。”伯林使用了“有奴隶社会”和“奴隶社会”两个概念说明美国奴隶制的地区多样性和变化性，并将美国黑人奴隶划分为五个时代的人，即殖民地开创时代人、种植园时代人、革命时代人、向西迁移时代人和获得自由时代人。伯林对美国奴隶制的新阐释，引起美国史学界的关注。 　　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是白人奴役黑人的种族奴隶制。奴隶制的种族特色为种族主义者美化奴隶制提供了论辩的空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史学界界定奴隶制的传统观点就是美化奴隶制。这种观点宣称，由于非洲裔人是劣等种族，所以美国的奴隶制是一种文明教化制度。从5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史学界对奴隶制的解释发生了根本变化，奴隶制被认定为一种强制压迫制度。肯尼思‘斯坦普在1956年出版了《特别制度：内战前南部的奴隶制》专题研究，对奴隶制给予彻底否定。他指出，如果抛开认为黑人是一个需要教化的劣等种族这个观念，传统观点就不能成立。他认为，种植园是一个奴隶主与奴隶持续冲突的舞台。奴隶主主要关心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奴隶则持续处于半造反状态。斯坦莱?埃尔金斯在1959年出版的《奴隶制》中，将美国奴隶制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他认为，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文化和自尊被剥夺，给他们留下一个不能够造反的“婴儿”人格，使他们在心理上依赖奴隶主。 　　埃拉?伯林另用新词对奴隶制进行定性，认为美国的奴隶制是一种协商制度。奴隶制，尽管其确立和维持依靠暴力，但却是一种通过协商形成的关系。埃拉?伯林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他对奴隶制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细致思考。在他看来，“变化”正是北美奴隶制的重要特点。他提出：尽管奴隶主对被奴役者的生活加以严厉限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能完全限定奴隶生活的内容。奴隶既不是其主人意志的延伸，也不是市场需求的产物。奴隶的历史，和全部人类的历史一样，其内容不仅包括强加给他们的那些事情，而且包括他们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奴隶拥有独立性，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奴隶主进行斗争。在现代社会中，“协商”是在平等的主体之间进行的，而奴隶与奴隶主并不平等。他承认，主人与奴隶的斗争不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主人几乎垄断着武力，这种情况始终贯穿在这种斗争中。按理来说，奴隶的选择要比其他任何人更少，因为奴隶主确定了奴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的不对称是如此广大，所以很多人认为“协商”这个观念对于研究奴隶制毫无价值。但是他坚持认为，尽管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平台并不平坦，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却受制于不断的协商。因为奴隶主和奴隶都具有人性，而“人性”对人的思想行为发挥着制约作用。认识不到协商的普遍存在，是没有正确理解人性对主人和奴隶的制约。伯林觉得，在奴隶主与奴隶的互动生活中，奴隶主不是无所不能，奴隶也不是一无所能。“因为，在这种最悲惨的竞争中，虽然奴隶主掌握着绝大多数好牌，奴隶也持有自己的牌。即使是在他们的牌被削弱到近乎毫无价值之时，奴隶仍然掌握着最后一张牌。他们的主人十分清楚，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候打出这张牌。” 　　伯林并不否认暴力在奴隶制中发挥的作用，但他更愿意将协商因素放置到奴隶制的演变动因中。他承认，奴隶制的历史不能回避这些主题：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