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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导演无意识记录 　　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由农民拍摄纪录短片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他们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琐碎、无计划，但鲜活生动，极度真实。 　　 　　村民影像计划 　　 　　是应“中国一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一个让具有“草根背景”的村民亲自参与拍摄的影像计划，其中包括：10名村民身份的作者分别拍摄制作10部纪录短片和100个村民拍摄的图片作品。该计划于2005年9月正式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 　　目前。这些影像作品和图片作品已经完成，从去年3月开始。村民图片作品已经在北京“村民自治国际研讨会”期间展览，10个村民的影像作品也已经在美国的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西大学放映介绍，以及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瑞士真实电影节和柏林世界文化宫放映。 　　凛冽的寒风里，北京东五环之外的一片院落里，三部新拍摄的纪录片正在放映。2007年的12月29日。对于一些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放映的三部纪录片，作者是三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的村子2006 　　 　　这是“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必威体育精装版一阶段的成果。“村民影像计划”开始于2005年，由“中国新纪录运动”的代表人物吴文光总负责。活动最终在全国数百位报名者中选择了10位村民，他们来自9个不同的省份，有男有女，年龄从24岁到59岁不等。组织者发给他们必要的摄影器材，并在北京对他们进行三天的短暂培训。 　　培训之前，这些农民中的大部分没有见过摄像机，不会使用电脑，而培训所教给他们的也仅仅只是机器的开、关、充电，镜头的推拉之类的简单操作。接着这10个人便回到自己的村子开始拍摄，没有主题限制，没有条条框框。 　　20天之后，他们交上了生平第一次影像作品，无一例外。他们都选择了拍摄自己的家长里短，以及日常生活中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东西。短片的名字有《扶贫款评审会》、《采石场》、《一次作废的选举》、《分地》等第。 　　由农民拍摄纪录短片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还是一个新鲜的尝试，无论从关注内容、拍摄者、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传播的方式来说。都是一件???有开创意义的事。 　　随后的两年，拍摄与他们的生活同步进行着。他们将摄像机带到了田间地头、结婚庆典，拍家人、拍邻里，拍村民“聚赌”、拍夫妻吵架，甚至拍别人眼中的自己。这一次，10人中的王伟、邵玉珍和张焕财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名字都叫作《我的村子2006年》。 　　吴文光说，片名不是“我们的”或是别的限定词，就是说明记录下的只是拍摄者，是个体眼中的2006年。2007年4月，这三位农民作者来到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开始对新作品进行后期制作，在第一次作品中就学会“非线”操作的他们，这一次所有的剪辑均由自己完成。吴文光只就衔接和其他细部与他们商量，是个不能缺少的配角。 　　在有了第一次拍摄经验的基础上，三个人进一步延伸了对自己生活记录的纬度。70到80分钟的片长，是在五六十个小时的素材上剪辑而成的，投入程度可见一斑。张焕财是个地道的关中汉子，整部影片贯穿着热辣直白的陕西方言。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与妻子的对话，而这许多的对话都是在其妻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的，颇为有趣。“俄(e)给你拍个纪录片!”“俄(e)不要那个!”“那你要啥?”“俄(e)要钱!你不要再瞎日鬼了，拍那个啥!”“那俄(e)昨才是有成绩?”“把钱拿回来就是成绩!把娃管好就是成绩!”这种鲜活的夫妻对话，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是非对错，没有价值判断。 　　 　　记录自己的生活 　　 　　三位的作品中都涉及到了村民的日常消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娱乐活动。男的就是打扑克、往土坑里掷色子，女的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唠家常，再不就是逢年过节扭个秧歌。对于这一点，有的观众说这反映了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但也有观众表达了对这种无计划和琐碎的喜爱之情。“你怎么知道他们不高兴，我看他们挺高兴、挺充实的!” 　　久居城市里的人习惯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对事物做出评判，但是这些就是村民们最日常、最普遍的生活，无法改变。结婚典礼上，新娘的父亲对到场的乡亲们说：“我也没啥可说的。大家吃好喝好、喝好吃好!”这样直白的语言，背景就是走了调的婚礼进行曲，这种表达很难用主观的标准来判断是贫乏还是充盈。 　　王伟的片子中，一位村民斜躺在自家的炕头，电视里正播着某段“有中国特色”的新闻，那位农民“嘿嘿”地笑了，黑暗中的观众也笑了，默契的达成就是这么简单。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理解者对被理解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这种眼界更有助于了解和阐释，而非站在门外的对文本层面或带有表演性质的打探。拍摄者作为“场”中的一员具备观察的天然优势。 　　邵玉珍的片子中有一个片段，某电视台的记者去她家采访，让他们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