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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法律关系认知问题研究 　　摘 要：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农民对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理解更宽泛；没有法律关系结构的概念及区别；对法律关系内容的理解不仅限于权利义务；对法律关系解决的模式选择更加灵活多样。 　　关键词：农民；法律关系；认知；正式法? 　　中图分类号：D9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6-0061-03[ 　　 　　长期以来，国家法律与村民所理解的法律一直不在同一个语境下，这就决定了其间的冲突和背离是必然的常态。要缓解冲突和背离，就必须了解其异同，尽可能使他们处在同一个语境下，以实现制度形态的法律与观念形态的法律的对话、沟通与互融。本文主要以苏北农村为考察个案，从农民对法律关系认知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描述、探究农民观念形态的法律关系与国家制度形态的法律关系的异同，为两种法律关系的互认与互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 　　 　　一、对法律关系主体的理解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的人，通常又称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1］163“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2］194从上述比较权威和规范的法律教科书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理解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符合两个要求：一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二是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的人。是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便不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相应的法律活动，不像当事人那样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各种法律制度都用不同的形式规定了成为相应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条件及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第二章用大量的篇幅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及身份确认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第108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的第一款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第五章第一节详细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等的诉讼权利及义务。行政诉讼虽然经历了由相对人原告资格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的拓展和变迁，但毕竟都相应设置了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限定。 　　制度化的法律规定，便利于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使权利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保障和救济，但从农民的视角看，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权利的行使。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关系主体的理解则比制度化的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要宽泛得多。表现在： 　　1.对当事人的理解较正式法的规定更宽泛。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当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与人发生纠纷时，当然是“自己的事”，即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当事人；纠纷对方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也理应是当事人。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村民对于是“自己的事”的范围理解还要宽泛些，它甚至包含：姑姑、舅舅、姨妈等，这可能就像索罗金所说，“其全部生活都连结成为一个整体，并有机地组成一个‘我们’。至于‘这与我无关’或‘这不是我的事’之类的态度，几乎是不存在的”［3］29。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认为，当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亲属与他人发生争议或被人欺负时，自己当然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争议，采取和平地或武力地、合法地或非法地方式“摆平”纠纷，这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假如在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与他人发生矛盾或纠纷时，不挺身而出，而是做了“缩头乌龟”，是会被村民看不起的。对方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既然也是当事人，就同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他们也是“摆平”的对象，如果他们能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了其亲属应承担的责任，也算是“摆平”了。 　　2.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理解与正式法律的规定有很大差异。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当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与人发生纠纷时，是“自己的事”，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当事人，但他们对当事人的理解义务成分多于权利成分。对侵财或金钱给付义务的纠纷，被访者一般都认为自己只能替自己的亲属要回钱物，不能替自己的亲属接受钱物并收归已有。对斗殴之类，被访者认为自己应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和有效的方式帮助其亲属讨回公道，不能代替亲属接受道歉或索取钱物，最多也就是“事主”请维护自己权利的人吃顿饭，算是答谢。 　　3.是否是当事人，还要因人因事因情而定。对于父母与他人发生的纠纷，大都认为不会因时、因地、因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父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