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文化研究论文】.docVIP

文化研究论文-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 【内容提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徐朔方根据对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而得出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虽说有合乎实际的一面，但也存在偏颇与失当之处。它过分强调了民间说书艺人世代累积的创作业绩对名著成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导致这种偏颇与失当的主要原因，当与徐朔方对“进化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 【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 【关 键 词】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四大奇书/群众创作/文人创作 【正 文】 关于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编创方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它们都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说法是由徐朔方提出的，由于它建立在对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成书过程的考证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编创方式的相似性，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古代通俗小说的生成史，故而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考虑到此说关涉到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关涉到对古代一些文学名著创作性质的认定以及对古代小说史的深入认识，所以有必要对其偏颇失误之处进行辩驳。 　　　　一、徐朔方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徐朔方在其《小说考信编》“前言”中曾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做过这样的表述：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手笔。任何一个说书艺人都继承原有的模式或版本而有所发展……所谓发展，既有精心的有意修改，也可以是无意中的逐渐失真或走样。同样，任何一个出版商都可以请人重写、润色或照本翻印，而在翻印中有所提高。并不是每一个说书艺人、每一个出版商都只会越改越好，而不会改坏。改好改坏两种情况，甚至比例不同、得失参半的多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在这里同样发生作用。我把这种形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1] (P2-3) 徐朔方的这一说法有合乎实际的一面，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成书之前，其所写的人物故事确曾以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对民间的创作成果进行取舍、加工、改造、整合乃至于重新创作，那么它们恐怕仍就是《三国志平话》、《宣和遗事》等粗陋、朴拙的民间形态的东西，而不会自动地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名著。至于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成书之后不断地有人对之进行修改，这也是事实；但这些修改毕竟是次要的，不会改变原书的主要精神面貌，我们总不能说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宗纲评改的《三国演义》是性质不同的两部书。因此，集体创作这一提法，无疑轻视或贬低了罗贯中等写定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景行之在《徐朔方先生的学术道路》一文中就说：“徐先生指出，上述这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在最后写定前早已基本定型，它包含了历代许多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最后写定者的作用相当有限。说这些作品中的某个细节是罗贯中或施耐庵等如何精心构思创作出来的，不啻于痴人说梦。”[2] 这就基本上否定了罗贯中等人的创造性贡献。 　　　　二、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观点 为了加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说服力，徐朔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经胡适、鲁迅、郑振铎的研究早已成定论”；[1] (P366，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学者在六七十年前就在《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及《西厢记》等个别作品的研究中提出这样的论点。今天已成为文学史常识了。”[3] (P108-109)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说法。 关于《三国演义》，胡适确曾说过：“散文的《三国演义》自然是从宋元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他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4] (《三国志演义》序)这却几乎遭到研究者的一致否定。鲁迅则明确地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定为罗贯中。而郑振铎也从不曾轻视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他曾多次指出：“通俗小说《三国志》之成为正则的演义，不惟通俗，抑且‘雅’，且远出于《前后七国志》、《说唐》数传同科之列者，第一个——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功臣，自要算是罗贯中。”[5] (第5卷，《三国志演义》的演化)“罗氏盖承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他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同时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