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供给制度改革与创新.docVIP

中国当代供给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人们的记忆中，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棉花要棉花票，……排队站队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多年过去了，现如今想买什么买有什么；想要什么有什么，这的确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其中不仅是购买方式的变革，更主要则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离开了票据可以说寸步难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只要有钱可以走遍天下；这也说明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一、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制度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主张。它既揭示了当时的经济制度，又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凭票供应是被移置来的经济政策。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经济政策受苏联的影响较深，大量的物品都依靠计划供给制度来解决。著名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的口头禅，就是这种移置政策的反映。加之中国当时刚刚结束战争，百废待兴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抑制通货膨胀，打击屯货居奇，为抗美援朝提供物资保障；为全国人民提供充足的物质供给。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工业还不发达，生产十分有限，不可能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十分有限的物品只有通过计划来调剂，这也和中国脱胎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关。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物品开始出现剩余，于是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情况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商品经济仍然不可能出现。多余的产品只能通过计划外来调剂。在农村，农民把剩余产品用来出售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在工厂，工人用来出售产品是绝对静止的事情。由于国家的大计划，地方的小计划，就出现了大票证和小票证的区别。以粮票为例：有全国粮票，有地方粮票，还有单位的饭票；这种供给制度不仅具有区域性，而且还有人员差别；这种供给制度也为户籍管理提供了方便，在一定时期具有积极意义。但长久看来却束缚了生产力，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流通，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制造了障碍。以我市为例：195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精神，石嘴山各地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农民生产的粮食在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和上缴公粮后，其余的应卖给国家，不征过头粮。1955年，中央发出了粮食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定产”是根据粮田的质量、自然条件，结合经营条件，按常年产量评定粮食产量；“定购”是从定产数量中扣除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计算定购产量；“定销”是对那些口粮、种子、饲料和公粮的总和超过定产数量的农民，即缺粮户对生产经济作物而不生产粮食的农民等由国家确定生产指标。执行“三定”政策后，农民生产的粮食，自己留多少，卖给国家多少心中有数，所以生产积极性很高。同年12月1日起，石嘴山城镇居民实行“以人分等，以等定量”的粮食统销办法。根据人口年龄和劳动强度确定每人每月供应标准：特重体力劳动者22.5至27.5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25公斤；重体力劳动者17.5至22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20公斤；轻体力劳动者13至17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16公斤；脑力劳动者12至14.5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14公斤；一般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11至13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12.5公斤；6至9岁儿童8至10.5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10公斤；3至6岁儿童5.5至7.5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6.5公斤；3周岁以下儿童2.5至5公斤，平均数不得超过3.5公斤。1958年8月，凡职工居民现行定量不够吃者，可增加月供应量。标准为：轻体力劳动者不超过17公斤，重体力劳动者不超过24.5公斤，大中专学生不超过19公斤，城镇居民不超过14公斤。1960年，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人均月口粮标准核减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9公斤，机关干部10.5公斤，重体力劳动者14.5公斤。同年9月，口粮供应标准为：特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26.25公斤，重体力劳动者21公斤，轻体力劳动者16公斤，脑力劳动者14公斤，城镇居民11.5公斤，6至10岁儿童10公斤，3至6岁儿童8公斤，3岁以下2.5至5公斤，中学生14.5公斤，大学生16公斤，下放劳动的干部18.5公斤，人民警察19.5公斤。199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规定对城镇居民粮油供应实行挂牌销售。石嘴山市的标准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标粉10公斤。1994年8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从当年9月10日起，银川、石嘴山增供二米3公斤，食用油0.5公斤。这虽然是最后的供给制度和标准，也足以说明这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在农村，先前在收益分配上，公社化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生产队办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集中在食堂吃大锅饭。社员工资级别按劳动态度、劳动强弱、技术能力分别评为六级，按月发薪。平罗县各公社月工资标准为：一级1.5元，二级2元，三级2.6元，四级3.4元，五级4.5元，六级6元。不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