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骈文理论的历史演进.docx

论骈文理论的历史演进　莫山洪（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广西柳州，545003）摘 要：骈文理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萌芽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期、宋代的兴起发展期、清代的形成期以及清末民国初的兴盛期五个阶段，每一阶段的骈文理论都对骈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骈文理论在20世纪的80年代后又重新得到了发展。关键词：骈文；骈文理论；发展史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文体，骈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富于变化的历程。伴随着骈文的发展，中国骈文理论的发展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汉魏六朝的萌芽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期、宋代的兴起发展期、清代的形成期以及清末民国初的兴盛期这么几个阶段，即使到了新中国，骈文理论也依然在发展，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一、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残丛小语式的理论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发展时期，文学理论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等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在骈文理论上，也出现了一些萌芽形态，主要集中在一些文学理论著作的片段中，具有残丛小语的特点，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理论的萌芽时期。由于骈文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一代之文学，为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骈文理论也开始了它的历程。这一时期的骈文理论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对骈文产生的探讨，二是对骈文历史的追溯，三是对骈文价值的评定，四是骈文选本的出现。首先是对骈文产生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1]（P588）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则，那就是成双成对的事物占了很大的比重，作为反映生活的文学必然对此有所反映：“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1]（P588），早在上古时期，中国语言文字中就已经存在了对偶的句式，由于语言的发展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书写工具也比较原始，人们的交流主要是靠口耳相传，对句这样的形式比较适合于人们的记诵与传唱，后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也说：“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2]（P205）六朝时期的人们还对骈文的形式美问题进行了一番探索。当时的文人已经注意到骈文形式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即外在形式的华美。葛洪在《抱朴子·钧世》中指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3]（P209），认为文学讲究雕饰之美乃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客观反映。文学自其产生到魏晋南北朝，确实在形式上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随着语言艺术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在句式的字数、修辞、词汇等方面上都有了新的创新，汉代大赋的出现，就是一种文学趋向华丽的表现。六朝时期，这种华丽的倾向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作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超过了事物发展的度，就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因此，当六朝骈文极度发展的同时，也就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明确指出，“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3]（P325），文学作品并不是以形式为最重要的，“兴”、“志”才是重要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礼义”。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今之文章”是“雕藻浮艳”[4]（P907），萧纲《与湘东王》书中对“京师文体”作了这样的描述：“懦钝殊常，竞学浮疎，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3]（P351）他们都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待文学，因此，对文学的创作就提出了一个方向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六朝人又强调了情的重要性。萧绎《金楼子·立言》说：“至如文章，惟须……情灵摇荡。” [3]（P368）萧统《文选序》也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5]（序P2）。“情”成了评价文章的标准。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6]（P216），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6]（P672），要求情的抒发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要有一个“发乎情，止乎礼”的度，这与儒家的经典提法是非常相似的，孔子就曾经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大序》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六朝一部分文人对当时极度兴盛的骈文还是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与当时骈文的兴盛相比，声音无疑小了许多。不过，这对后世反对骈文倒是起了很大的理论准备作用。在六朝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