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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艺术发展战略音乐论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精神使我们多年来一直进行的关于“中国声乐学派”的理论思考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当下，“中国声乐学派”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而我们的声乐理论仍然滞后，我们应当从艺术论、历史论、演唱论、表演论、创作论、风格论、批评论、教学论等方面详加阐释和总结，高扬“中国声乐学派”之旗帜，思考我国声乐艺术发展战略和中国声乐“走出去”的宏观构想。 一、中国声乐艺术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 “中国声乐学派”是当下思考中国声乐艺术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创建中国声乐学派，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才提出的由朦胧到明确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声乐人在文化上、专业上的一次觉醒。中国音乐的源头，可以上溯到8000年以前，这就是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种乐器———骨笛，它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向世界宣告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前到8000年前。至于声乐，即以人自身为“乐器”的音乐活动(演唱)则更早。人声的演唱当是最早的音乐，器乐和之伴之，当在其后。鲁迅先生在谈文学起源时所谓“杭唷杭唷派”也就是人类最早的声乐，是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领唱或齐唱。而最早有记载的“艺术歌曲”当推《候人歌》。“候人兮猗!”这首仅4字的歌词译成白话是:“亲爱的人儿，我在等你呀……啊!”唱歌的这个女人是夏禹时的涂山氏女娇，也就是说，这首歌是尧舜禹时代的古歌。几千年来，中国声乐一直伴随着历史流传和发展。《诗经》《楚辞》《乐府》以及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金院本、明清传奇，文学史上几乎所有跟诗词有关的体裁，都与“中国声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存在于线装书里，而且活在舞台上，活在演员和民众的心中。与此同时，歌唱技术和歌唱理论也在创新和发展着。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男声歌唱家秦青，其嗓宏亮，“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还以高超的专业水平和“润物细无声”的感人方法教授了薛谭等歌者;女歌唱家韩娥则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歌唱家在中国代不乏人，难以备述。歌唱理论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礼记?乐记》和诸子百家中都有关于音乐和声乐的论述，《唱论》《中原音韵》《曲律》等一批理论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元明清成为我国声乐理论的高峰时期，对歌唱的理论技巧，如咬字、吐词、行腔的方法，声乐演唱的情感表现和风格特征，都有简明而精辟的论述，某些理论的发现、总结和提出比世界其他国家还早。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几千年来，从创作(词曲)、演唱(歌唱家)、声乐理论、教学传承等多方面考察，中国声乐已经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特色鲜明的歌唱体系。我们的先人若将这一体系命名为“中国声乐学派”，那是绝无问题的。可是，历史进入了18、19世纪，西方列强依仗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盛，文化上也大搞对外扩张。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民族心理上被抹上一层阴影。在“西风东渐”时期，国人一方面是开了眼界，开始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但另一方面，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却受到压抑。以音乐而言，虽然欧洲音乐及乐理在18、19世纪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但它也只是特定的地域范围、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的产物，并不是适宜于全人类的基本法则和共同规律，我们只能吸收其精华，不能认其为“唯一正宗”而放弃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所幸我们音乐人、声乐人在外来音乐文化笼罩之下尚为清醒，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创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理想，这一理想很快成为声乐人的共识，近百年来，在不间断的多次争论中为之努力奋斗。笔者将这一理想简化为“中国声乐学派”，因为“中国声乐”必然是民族的;而当我们简称其为“民族声乐”时，这一概念在对外言说时有可能与别的声乐混淆，因为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民族声乐”。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强调“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独标“中国声乐学派”，既与国际文化交汇融通，诸多方面也不妨“接轨”，但”中国声乐”“中国唱法”的独特性、独创性却万万不能丢。 在思考中国声乐发展战略的时候，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点。20世纪初期，一些从国外研习声乐的学人回国，开始按照西方音乐体系和方法教授声乐，打开了声乐的一扇崭新的窗口。不容讳言的是，正如《中国乐理》书中所言:“从整体上来说，由于近百年来欧洲乐理教育的强力影响，直至当前，我国基本上是欧洲乐理的天下。”但令人欣慰的是，声乐界却明确提出将Belcanto与我国传统方法相结合，建立“中国声乐学派”的理想。Belcanto是意大利语，意即“美好的歌唱”，过去虽然对其也有争论，但不管怎样，吸收Belcanto的优点，对我国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