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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发表 对诗的语言创新的省思 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发表和应用研究论文发表。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医学论文发表；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 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发表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们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对诗的语言创新的省思 笔者会在早年的札记里，记下这样的话：当我们说诗是语言艺术，只是强调语言在诗中的重要性；它并非绝对而唯一的存在。因此，永远是内在的艺术需要来激引遗词与造句：作家先决定要表达什么，然后依此选择最妥贴的语言。是诗人创造了语言，而不是语言创造了诗人。 新诗人的末流腼文字为魔术，是迷信加上对语言产生拜物情绪的结果，是仅仅认为诗气是形象语言的构成，此外一切都次要的结果，也是少数人的文字游戏竟博得皇帝的新衣式掌声的结果。语言的重要性只有在实践创作这个意义上才存在，误本为末，移手段为目的，不但作贱了诗，也作贱了语言。用徒然的修辞上的拗句伪装深刻，用闪烁的棱两可的语意故示神秘，用词汇的偶然安排造成为意外而意外的效果，都是中了技巧主义的邪、染了形式主义的毒，甘心放弃主人的身份，去做语言的奴仆。…(阿珑诗论读后札记) 说到诗的语言的恶化，常常有人会责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创世纪诗社部份诗作者(如洛夫和笔者)所试验的超现实主义技巧，而把稍后诗坛上语言表现的过份放任和混乱，归咎于这项试验，这是有欠公平的。 事实上，创世纪并非一个标榜超现实主义的诗社，洛夫和笔者，也非超现实主义的信徒，更非有些人所说的是法国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人，早年，我们确会将超现实主义的技巧作为采触中国现代新诗的可能方式之一，而加以创作实验；但对超现实主义，特别是法国布鲁东(Andre Brcton)等人所提倡的超现实主义，我们一开始便有所保留并加以修正。记得笔者曾经主张过制约的超现实，而洛夫则更进一层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寻属于中国自己的超现实传统，把超现实技巧中国化。 笔者认为西方超现实主义值得借鉴之处并不在于它的精神，而是在于它的技巧；技巧是中性的，人人可以拿来使用，用得好，用得不好，端在使用者个人，技巧本身并不需要负责。如把超现实主义技巧作为众多技巧之一来运用，自然可以加强诗的表达极限，但要是把它视为唯一的技巧，那就非钻语言恶化的死胡同不可了。超现实主义固然不是万灵宝丹，可也不是洪水猛兽，它是一种技巧。一种写诗的方法而已。 在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腊诗人艾利提斯(Odysseus Elytis)的自述中，笔者发现有与中国少数试验超现实主义技巧的人极为类似的心路历程，艾利提斯创作生命发轫的青年时代，超现实主义运动从法国伸展到了希腊，艾氏说他曾在创作上接受了超现实主义的某些前提，但不会一味奴性地遵循。他认为超现实主义重视高于日常生活层次的现实，倡道源于心理分析、类似梦境的自由联系意象的创作方法，自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这种技巧的影响，必需加上爱琴海意识与希腊特质，才能展露属于他自己的独立的文学世界。中国的超现实主义技巧实验者，其情形亦复如此。(艾利提斯的自述见民国六十九年二月六、七日联合报副刊)。 不必一味奴性地遵循，这正是我们的态度。因此，如果有那位诗人变成了语言的拜物教，成了语言至上的形式主义者，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效颦东施，似不必迁怒于超现实主义，技巧无罪！ 三十年来经过现代诗人辛勤的试炼，在语言上多数诗人已掌握到属于自己的方法，早已不去迷信任何一种单一的技巧了。 对于建立中国现代诗的语言新传统，笔者一直相信准确与简洁是创造语言的不二法门。所谓准确，便是法国小说家佛洛贝尔对弟子莫泊桑所说的：在每一件事物中找出最恰切的名字来?简洁则如托尔斯泰的诠释：没有节度的观念，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家。 简洁与节度(准确)，原本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特色，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的诗，比中国古典诗歌更简洁。中国现代诗人学习简洁舆准确的最好课本，应该是自己民族的诗篇。以最少的字表现最多的涵意，以有限象征无限，我们的诗祖诗宗是大行家！我们非学习不行！ 至于语言的锻炼，首重活用传统的语言。我们听乡村的地方戏、老祖母的谈话、平剧的对白，那种语言的形象，丰富而跳脱，真是足资采风。因此我们不但要复活传统文学的语言(当然是选择性的)，也要活用民众的语言；从口语的基调上，把粗砺的日常口语提炼为具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这比从文学出发要更鲜活。目前我们语言的欧化和语言的创新是自然的演变，只要不脱离自己语言的根，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语言、乡土的语言，来丰富生动文学的语。夏济安有一段话可以鼓励勤于创新语言的诗人：文字的混杂性不一定是诗的阻碍，有时候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