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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传播学院中文（2）班 082 王璐 在历史的语境下看纯文学 摘要：七十、八十年代，作家为了反抗国家和政治对文学的束缚，提出了“纯文学”这个概念，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和发展，纯文学所依附的条件和对象已经不复存在，而纯文学也朝着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纯文学 历史语境 政治和国家 我们的思维总是停驻在“是什么”的本质论上，无论是看现代性的雕塑还是绘画，文学也不例外，很多人都试图在寻求到底什么是文学，从而与其他学科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而在我看来，文学是无所谓本质的，正如南帆在《论纯文学》中所说：“我不倾向于认定文学存在某种亘古不变的‘本质’，仿佛找到这个‘本质’即可提炼出永恒的文学公式。” 文学是不需要公式的，一旦公式化就没有了活力，没有了灵性，就像宋诗，大部分注重格律，注重理趣就失去了文字本身的意象性和想象性，所以宋诗远不及唐诗。如果文学像数学能够套用公式来得出答案，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诗歌、小说、散文就都是千篇一律的毫无特色的“文字墙”了。此外，从古到今，文学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从史诗到戏剧，从《诗经》到文赋再到小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着不同的文学形式，由此可见，这是与本质论相悖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纯文学”只是一个空洞的理念，我们无法透过纯文学来寻求什么是文学本身，更不可能对文学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规范我们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但是，“这个空洞的理念仍然是理论之轴上面的一个重要刻度。如同数学上的‘零’一样，这个刻度存在的意义是使另一批相邻的或者相对的概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制造出另一些命题。” [1] 纯文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改变了文学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 纯文学在中国第二次被重视是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的时候，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中谈到：“‘文革’刚刚结束，非常僵化的文学教条还严重地束缚着文学——比如‘文艺从属于政治’，文学一定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从样板戏里总结出来的‘高大全’等等，这些‘艺术原则’都成为不能违背的教条，成为文学‘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学内容是极其狭隘的，“文艺是党的传声筒”、“文艺是党的喉舌”之类的说法就严重限制了文学的自由性和实践性，所以，纯文学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工具应运而生了。 比如纯文学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这就为改变文学的内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反复强调形式变了内容就变了，以这种方式避开政治对文艺的直接干预，使文学观念的更新变成了一种在文学‘内部’讨论的‘专业问题’。”[2]文学也就慢慢转型为文学自己，不是“党的喉舌”，也不是“党”的传声筒。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纯文学衍生出“文学本身”这一说法，但在我看来，这是误解了当时的作家的本意，他们所谈的并不是“何为文学”，而只是通过对形式的强调巧妙地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对文学的专制。 此外，纯文学重视个人，这对提高人的地位和弱化政治的影响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 “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个人’也是非常忌讳的一个词。如果被批评为‘个人主义’，常常会不知所措。每一个人都是‘个人’，但是，当年我们不知道‘个人主义’确切指的是什么。这个概念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概念混杂在一起使用，什么现象都可以批评——从服装款式、奇特的发型到要求晋升工资或者晚上与女朋友约会。‘纯文学’有一种企图，给予个人相应的地位。”[3]这是很类似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把个人从国家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己不再从属于国家和政治的概念中，许多作家开始写自己、写个体。 那时，“曾经流传过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4]其实，当时的文学已经政治化了，严格来说已经不是文学了，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作品，有多少是作者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述？有多少是关于现实的真实描写？文学身上所承载的政治和权力太重太重，如果再驮着它们向前走，必然会不堪重负而倒下。 但是，纯文学的理论过于偏激，正如“五四运动”把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的东西丢掉了一样，纯文学把文学所应该包含的社会、大众都一齐丢掉了，并且“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2]那么纯文学该何去何从呢？ 与纯文学相对应的一种文学是“先锋文学”，网上有这样的介绍：“‘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