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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晋察冀干部教育小记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国民党擅长上层建筑，共产党擅长基层组织。”传统的封建社会农村基层权力把握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士绅手中，他们把持着经济权、司法裁判权、教育权、宗教权、宗族权，为了动员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参加抗日，必须对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加以变革，这又出现了另一种矛盾——农民长期以来远离文化教育，这就需要对新的农村基层权力掌握者加以教育，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实施。边区成立前的农村民国时期华北大地的乡村权力多由土豪劣绅操纵把持，他们“图私自利，流弊所至，不可胜言”。在冀中、冀东地区，土劣势力猖獗。以文安县为例，“地方行政机关，操诸封建残余，高利贷资本家和一般土劣手中”，“民众有人控告他们，他们挟其势力，要挟县长，敷衍了事，若不然便同县勾串一起，敲诈欺压，乡民如到省府，他们有的是公款，运动官府，民众冤气，绝难得伸”，“以致地方情形，窳败到无以复加，每况愈下了”。该县保卫团的“副团总把团丁视为私有势力，常藉之欺压乡民，敛财肥己”，“民众稍有拂逆，动辄率团逮捕痛殴”。此类豪绅的武装组织特别严密，县有县立民团组织，一区或几个村子有村子的私人武装组织。豪绅家庭便是民团局子，随便捕人、押人、枪毙人，“官厅完全靠他们来维持治安”。其中山西军阀阎锡山选举村长最能体现其阶级本质。阎锡山属下的山西村制规定：村长及村副产生的条件为：年龄在30岁以上；诚实、公正、有文化；分别有资产一千圆和伍百圆。此规定其实就已将农民拒之门外了。并且阎锡山的“村制”，虽“名义上宣传是为了地方自治，而主要动机则是社会治安和征收赋税。”士绅把持农村基层权力的结果如彭真说：“国民政府一切政令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废纸”。农村基层组织权力的重建1943年阜平城厢妇女给当选为正副村长带光荣花毛泽东说：“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1）边区的发展急需干部，八路刚到边区那阵子，马夫、炊事员都被抢走，有的当了新部队的营长，有的到了地方当县区级干部。1939年8月1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在会议中提及：“1938年1月，在边委会本身平均一个处的干部不超过5人，有40个县政府的干部很缺乏，科长、科员数量仅有按规定的一半；区公所干部缺额1/3”。毛泽东说：“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2）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回忆，“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党动员群众通过选举的方式合法重建基层政权。完县一区郭家庄选举以1940年冀中七个县的村选结果为例：冀中定南、安平、深极、饶阳、博野、蠡县、清宛七县村选结果统计表。资料来源：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由上表可知以往农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转移，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从少数人专政的政权转变成了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晋察冀边区在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间，进行了普遍的村选、区选。此次村选是在反贪污的旗帜下进行的，通过清算村帐撤换了鱼肉乡民的村长，由村民大会选举了新村长。但这次村选不彻底，新选出的村长，要么“换汤不换药”，要么“抓大头”，要么只是为了应付局面，“选了一些流氓”。选举中除了暴露出参加选举的人数少，也暴露出“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想象与实际相差的太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边区农民政治、文化低的原因；也有“把封建国家的肢体片断的割下来强装在新政权的躯体上是不行的”，边区不顾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教条主义。边区一面对农村基层选举制度加以变革，一面对基层干部加以教育。由下表可知。资料来源：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40年边区村选人民讨论选举能为人民服务的村干部中共选举贫民当村长并不是知识越低越好，相反文化水平低有很多的弊端，边区村政权已经打破了以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传统，文化低只是表象，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差异——穷人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文化的人不再受到歧视，只要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样会得到人们的尊敬。高学历的人不参加村政权选举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原地主阶级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八路或边区政权，留在村里的都是落后的知识分子。这样说明边区村政权是惠及所有人的，并为不同阶级和文化水准的人在竞争村干部上提供了合法对话的平台。文化低的后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