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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百年风雨之路 2012年03月16日09:36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民国“新生儿” 　　1912年1月1日，上海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门的楼房下，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创办者是出版界的三个年轻人——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戴克敦和文明书局的陈寅。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陆费逵为民国“新生儿”取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字——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的核心人物陆费逵年仅26岁。陆费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是个复姓。很多人曾以为他姓陆，名费，字伯鸿，因而有称之“陆费伯”、“费伯”或“陆伯鸿”。为此，陆费逵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解释。 　　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人的陆费逵，一生并未受到多少正规教育。他后来形容自己“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父亲是靠着超人的顽强毅力自学成才的。”在北京三路居的居所里，87岁的陆费铭琇向本刊回忆起父亲，仍充满敬意。陆费逵17岁步入社会，但自修读书的好习惯一直保持下来。每天在工作之余，他都要抽出时间看书读报，学习外语，练习写作。对知识的兴趣与渴求，为他后来成为出版家积累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书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1904年，18岁的陆费逵与几个同学集资1500元，在武昌横街租了间房子，开办了一家名为“新学界”的书店，陆费逵任经理，没想到这也由此成为他后来一生事业的起点。 　　彼时交通发达、商业兴隆的武昌，也是受革命思潮影响颇深之地，“新学界”所售之书中，也不乏《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进步书籍。年轻的陆费逵深受这股思潮影响，并在1905年加入刘静庵等人在武昌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不久，他辞去书店工作，在汉口《楚报》任记者和主笔。短短几个月间发表了大量文章，讥评时政。“因为批评清政府腐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楚报》，他也被通缉。他的一个同伴已经被抓走。父亲后来说过，当他得知消息时，鞋都来不及穿，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陆费铭琇说。 　　在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交汇的上海，陆费逵很快找到了立足之地。1906年，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工作。文明书局是上海一家影响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文明书局一年多时间里，陆费逵担任多项职务，经常出席书业公会，结识了许多出版界著名人士，对我国书业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长期专注于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的学者周其厚教授告诉本刊。 　　彼时，在上海滩的出版机构当中，商务印书馆是最有实力也最有影响的一家。其国文部部长高梦旦参加书业商会时，结识了陆费逵，几次谈话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为经营书业编辑、印刷、发行相互联系，但往往发行人员不懂印刷，印刷人员不知发行，能编辑的又不知发行和印刷，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又对发行印刷有所研究，所以高梦旦把陆费逵作为人才向张元济举荐。1908年秋天，22岁的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任国文部编辑员，是最年轻的一位。短短半年后，他便被任命为出版部部长、交通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共关系部)部长。据研究商务史的专家汪家熔说，在商务印书馆内兼职的人，都是极受重视极为能干之人，而陆费逵兼着三个部长的职务，工作能力之强以及所受信任之深可见一斑。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维新运动所导致文化和教育变革的一个结果。其掌门人张元济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康有为同日受到过光绪的接见。变法失败后的张元济绝意仕进，把所有心血投入了出版事业，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成立以来，教科书一直是主要业务。”周其厚说。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其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 　　教科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正是陆费逵的兴趣所在。当年他闯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开办一所学堂，虽然仅存在了8个月，但他对教育的关注一直没有转移。“父亲后来在日知会参加革命时，发现同事间由于修养问题，互相勾心斗角，他意识到，即使革命成功了，如果人的素质不改变，革命也是不成功的。而改造国民素质，就要从教育抓起。”陆费铭琇说。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杂志》的主编，精明的陆费逵借此渠道，结识了许多教育界人士，顺势推广商务印书馆的课本及各种业务。他在杂志中夹带读者调查表，学校填写之后，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年的杂志。而这些反馈回来的调查表，更让陆费逵有力地掌握了教育界的动向。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走向它最后的岁月。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陆费逵敏感地嗅到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可是商务出版的《必威体育精装版教科书》已经多年未变。商务内部一些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