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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 ——来源： 《中国经济》 中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力量之间围绕琉球问题的博弈，同时也是两种秩序观的冲突、妥协与协调，即由西方国际法为规范的民族国家关系与以所谓朝贡关系为框架的传统区域秩序之间的冲突、妥协与协调。 　　在有关东北亚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的讨论中，琉球处于一个特殊但常常为人忽视的地位。美国的军事占领仍然存在，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1972年5月15日，琉球被美国“归还”给日本，但矛盾随之而来：首先，日本并不能主宰“回归后的”琉球事务，太平洋战争的权力关系仍然凝聚在琉球的上空；其次，琉球与日本的历史不可能妥帖地放在“回归”这个概念之下。 　　如果“回归”是对近代日本扩张历史的承认，那么，“回归”也意味着琉球的反占领运动将发展为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即便绕过这个“回归”概念，从冷战时代至今，日本的主权也不得不受制于冷战时代的政治格局；在这样的条件下，从民族国家逻辑的角度说，琉球不能不游移于认同日本与独立于日本这两个选择之间（在战后最初的年代，琉球甚至被迫考虑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可能性）。因此，在日本本土，有关琉球问题的讨论围绕着美军对琉球的占领而展开，而在琉球，这一讨论又涉及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应该独立这样的问题。 　　由于军事霸权与当地劳动关系、土地关系相互渗透，并与日美关系、安保条约和日美军事同盟问题纠缠在一起，任何对琉球问题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周边区域及后冷战时代的霸权构造密切相关。未来日本在这个区域的角色也取决于这个构造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琉球问题甚至不仅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的集中的一个展现。 　　伴随美国全球霸权的渐趋衰落，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应该如何维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形成的区域国际秩序正在和即将发生哪些变化？能否在这个区域的传统中找到一种维系和平的机制？除了直接的反战运动和反（军事）基地的运动之外，琉球也在认识论上或者说历史认识上提出了上述问题。本文以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命运为例，分析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两次大转变。通过档案文献的细读和分析，我试图说明中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力量之间围绕琉球问题的博弈，同时也是两种秩序观的冲突、妥协与协调，即由西方国际法为规范的民族国家关系与以所谓朝贡关系为框架的传统区域秩序之间的冲突、妥协与协调。讨论这一区域的和平和冲突，不可能回避如何确定区域的新秩序这一关键问题；讨论亚洲区域的整合或形成共同体的可能性，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国及其军事存在在亚洲的含义。 　　“琉球问题”、区域关系与19～20世纪国际规则的巨变 　　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民族主义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而对亚洲区域发生巨大影响。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在区域内部或亚洲社会内部也产生相应的民族主义 　　动力，但这种新型的主权国家类型是在欧洲的影响下诞生的。亚洲区域的一些新主题或者新角色就是这一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合法性知识的产物。琉球是一个特殊的王朝，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的朝贡-藩属关系，为了维持其地位，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双重朝贡模式。无论当时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具体状况如何，在亚洲区域的历史关系中，琉球的地位是由一个完全不同于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模式维系着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关系。这套关系，我们姑且用朝贡这一未必贴切的概念来表述。通常来说它并不构成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无论怎样叙述，在亚洲区域，民族主义关系都是只有把过去的这套传统关系彻底打破才能形成的。因此，日本对它的控制不是在原有的关系模式之中，而是在新的关系之中，是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之中。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19世纪以来的变化，不仅来自中国与日本在这个区域的霸权地位的消长，而且是一个普遍性规则的突变。这个规则性的突变不能一般地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来描述，因为它指的是构成这些地区政治实体和社群关系的基本原理发生了断裂和转变——没有这个断裂和转变，我们就不能理解琉球的近代历史、不能理解甲午战争和台湾的割让、不能理解朝鲜半岛的殖民化、不能理解满洲国的建立与垮台，不能理解“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军事逻辑。这个新规则是以欧洲国际法作为基本概念和框架的。 　　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政府代表团，历时1年零10个月，历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12个国家，据说使团耗费达一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总收入的2％以上)。（本文关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均参见和引自解晓东：《岩仓使团与日本现代化》，《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卷2期）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