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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不无道理。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重视译文文字的润饰却是每一个译者所应该追求的。他的标准受时代的局限，不可苛求； 许多年来，“信、达，雅”三字始终未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其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该提法简明扼要，主次清楚：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信犹为重要。因此，现在很多翻译工作者仍以此作为自己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标准，只是赋予其新的内容和要求。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人，中国近代翻译家、文学家。先后翻译英、美、法、俄、德、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希腊和日本小说183种，出版了160余部， 其中不少是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快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贼史》（Oliver Twist）、《王子复仇记》（Hamlet）等，在早期翻译家中影响很大，是大量介绍西方文学的第一人。 他不懂外文，依仗别人口述进行翻译；他长于古文，译笔流畅典雅，时有传神之笔，深受读者喜爱。学界泰斗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分析评述了林译的利弊得失，指出了翻译的最高境界---出神入化，即化境。 也许对林译评头论足者不乏其人，也许林译小说现在已无人再读，但不容忽视的是，正因有了林纾粉碎机式的小说翻译才使国人眼界大开，并导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翻译狂潮，涌现了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林语堂、朱生豪等文学翻译大师。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的新纪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 该时期的代表翻译家有陈望道、郭大力、王亚南、成仿吾、闻一多、郁达夫、鲁迅、瞿秋白、林语堂、郭沫若、郑振铎 、朱生豪、李霁野，伍光建、曹靖华、戈宝全、卞之琳、巴金、丁玲、茅盾等。 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和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应遵守的基本翻译原则。 鲁迅的主要翻译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他极力反对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他主张直译以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存原作的风貌，但他反对死译。鲁迅和瞿秋白对翻译事业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朱生豪以全部生命、倾毕生精力将莎士比亚剧作译介到中国，译笔流畅典雅，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自其译著问世以来，拥有大量读者，深受中国读者钟爱。可惜先生英年早逝，未能留下更多的佳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工作迅速发展，成绩辉煌。大量译者和译品涌现。代表人物有：傅雷，李青崖，叶水夫，杨宪益、方平、方重、查良诤、钱钟书、杨绛、杨必、冯至、袁可嘉、卞之琳、毕朔望、张健、季羡林、王佐良、许渊冲等等。 傅雷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神似，也就是传神，就是传原文之精神，透过字面，把字里行间的意蕴表达的淋漓尽致。 钱钟书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许渊冲先生，四十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后留学数国，英、法语水平极高，古汉语造诣颇深。 他提出了“三之”（知之、乐之、好之）、“三化”（等化、深化、浅化）“两论”（优势论、竞赛论）。他翻译了大量英译汉、汉译英、法译汉、汉译法作品，迄今为止已出版译著/论著五十余部，犹以翻译诗歌而著名，实乃“诗译英法唯一人” 翻译历史简介 大概在远古时代，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礼记·王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音地），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语言的人。 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可以说，中国的翻译史，是从中原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人民打交道开始的；然而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却是始于佛经翻译，迄今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东汉桓帝（刘志）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波斯国太子安世高（安清），译了包括《安般守意经》在内的三十多部佛经。 此后月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