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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语言学》编辑部– 作者对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要么全无概念，要么故意漠视，这在近期出版的一些讨论中国逻辑学发展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对有关术语翻译问题，也不需要大书特书，因为“语篇”这个提法早在黄国文80年代的教科书里就讨论过了。 这条意见长一些，可以分成以下几点： （1）作者对语言学界在这一领域里的工作“非常隔阂”，因而无知，不知道中国学者对SDRT以前或同时期形式理论作了很多介绍，所以还在介绍大家熟知的东西。 （2）文献部分不仅加强了上一论点，还表现出作者有轻蔑这些语言学工作的嫌疑（“要么故意漠视”）。 （3）discourse的翻译问题不需大书特书，早在80年代就讨论过了。“大书特书”也表现出作者对语言学界的隔阂和无知。 这几点构成了“评审意见”对“分”文“最大的遗憾”，所以应该也是最严重的缺点。 “分”文是通过SDRT产生的理论发展过程来介绍其基本思想和理论的，所以对其前期理论作了些说明。该文是在这方面用了一些篇幅，甚至是较大的篇幅，但这绝对不是无视中国学者对此的已有介绍，讲前期理论是为了讲理论的过渡与发展，展示这个理论的历史渊源，以说明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思想，重点是讲SDRT，与以往的介绍不同。 SDRT是西方学者主要在对英语的研究中建立的语义理论，这个过程与中国的自然语言理论研究无关。尽管Asher本人很想知道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就这一理论的产生来说，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包括汉语语言学的研究，都没有渊源关系，所以在谈这个历史渊源时自然也联不上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因此，让人很不理解，在介绍这个理论时为什么要扯上与此无关的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汉语语言学相关问题”、甚至“中国语言学界对相关现象的讨论、中国学者对SDRT以前或同时期形式理论的介绍”。是要做比较研究吗？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 关于（2）。既然“分”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SDRT，自然引用的都是与此相关的西方文献。“评审意见”对此的批评是“作者对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要么全无概念，要么故意漠视”。 关于“全无概念”。我们承认对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不是那么“有概念”，这正是我们以后做逻辑学和语言学结合研究需要学习的地方，也是写这方面研究性文章起码的规范。但是就这篇文章来说，因为不涉及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所以，即使“全无概念”，应该也不是文章本身的不足。 关于“故意漠视”。如果该谈而不谈，该列（文献）而不列，那就是不合格。这与故意与否无关。作为专家报告，要看的是文章质量，规范性等，似不应该只凭自己的理解去猜测作者的动机、心态。事实上“评审意见”猜错了。我们只是因为不相关而没有列举中文文献，这里绝没有要“漠视”的故意。搞得有点情绪化，人身化，似不应该是合理的学术氛围。 再看（3）。我们在文章正文后加了一个一千多字的附言，谈“SDRT”的中文翻译问题。这应该就是“评审意见”认为“大书特书”谈翻译的部分。 既然介绍SDRT，当然要对“SDRT”给出中文翻译。实际上，从1999年起，我们就开始讨论“SDRT”和“DRT”的翻译问题，写这篇文章时还在斟酌，直到最后必须给出一个翻译时，仍然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只好说点理由，为什么用这个翻译，别的翻译不合适，同时说明了我们对自己的翻译也不是很满意，实际上也是拿出来求教于大家。就这一译名问题，前后已考虑了五、六年，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用心的，慎重的和严肃的。用一千多字来写这五、六年的思量，应该不过分。当然，尽管我们自己可以对这个翻译反复掂量，但这还不是我们对此可以“大书特书”的理由，关键是在这篇文章中说这些有没有意义。 在我们看来，译名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SDRT以及对DRT的理解问题。所以出现一些不合适的译名，是因为对这种理论的理解上有不足，没能很好地把握其实质，所以，这不仅仅是个翻译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较真，也是想通过谈这个问题来进一步展示SDRT的实质。 “语篇”的译法的确早就有了。五、六年的考虑，此间我们也查阅了国内的各种译法，包括黄国文80年代的教科书（《语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所挑选的译法。严格地说，其中并没有讨论discourse的翻译问题，而且在此之后还出现了其他多种翻译，时至今日，这个翻译仍然不统一，每当谈起这个翻译问题时，也总有一些争论，所以至少这不是“黄国文80年代的教科书里就讨论过了”因而就解决了的问题。再有，“语篇”还只是“SDRT”中的D，我们的“大书特书”也并不仅仅是在谈这个D，还有其中的R和S。 “评审意见”根本不知道这里的问题所在，用“80年代的教科书里就讨论过了”，“大书特书”，这些看来既有学识又能说明作者的无知与“隔阂”的用语，将这里的问题和我们的努力轻飘飘地一扫而过。对这样的意见、态度和学风，我们不能认同。 接下来的一段，应该是对“分”文的总体评价、意见，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