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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本的多义性解读 关键词：新闻文本 编码 解码 图式 在现代世界这个满载讯息的符号社会中，人们每天要接触大量的信息，要看到读到无数条新闻，人们从新闻中看到了什么？对所接触的新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是否会作相同的理解？传播学强调“意义的建立和讯息的分享”；强调传播与现实的关联；强调传播过程包含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理解和观点的建构。[1]从传播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考察新闻传播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假如将新闻媒介向社会公众传递的讯息视为文本，就必须考察读者与新闻文本之间的关系。以文本分析作为核心概念，有助于我们了解新闻意义是如何建立，以及在何种社会环境下，什么样的讯息如何被分享。这一研究视角意味着传播过程的研究重心已由传播主体移至传播客体，即讯息的接收者，而将新闻视为文本的意义在于新闻传播并非简单地向大众传递消息，而是必须要接收者对讯息意义建构的参与。本文将以霍尔的解读模式与费斯克的多义性解读原理、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以及接收美学分析为基础理论，从整体上探讨受众对新闻文本的多义性解读的可能性。 一、文本与新闻文本 文本最早用于文学批评，以区别于文学作品的概念。作品强调作者的创作，文本则强调读者的参与。文本概念将作品空间作了延伸，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许多由表象符号再现的、具有深度和厚度的社会、文化的因素（或是具体的体现，或是隐藏的存在）。这些因素不仅仅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察觉，任何存在的社会事物都具有这样的功用，这种社会性视野使得事物一旦变成探讨客体而成为文本，它就可能具有各种社会意义。文本概念的存在，就表明存在于作品中的还有一些尚未厘清的东西，正是这些尚未厘清的东西，使读者可以从中读出多种或隐或现的含义。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承认文本再现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展示文本意义如何在读者的解读中表征出来。 文本是一个具有动态性的概念，其动态是由读者的阅读过程带入的，这就意味着确立了读者的文本解读者和处于社会之中批评者的主体位置。文本解读是读者将事物客体化为研究对象，并通过详尽的分析而将事物的意义作充分的考察。因而文本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已不像作品或研究对象呈一般的静态。满载着符号的讯息文本是意义的载体，而意义却不只是存在于符号之中，同时存在于读者对讯息的诠释中。 新闻文本解读，指新闻受众以阅读文学文本的策略来解读新闻事件和通过符号化、结构化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再现的社会现象。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就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而言，受众是传播者不可缺少的对象，传播的互动性决定了传受双方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新闻传播过程不是简单的传与收，而是双方积极地参与和交流；就受众和新闻的关系来看，受众对新闻的接收事实上也是对新闻文本的诠释过程，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新闻文本作出独特的（idiosyncratic）解读；新闻发布之后，受众如何加以理解和处理，传者很难控制。新闻传播过程以达到传、受双方的信息共享为目的，受众期待满足自己对新闻的知情需要，传播者希望对受众产生某种影响，传、受双方信息共享的过程就是他们相互影响的过程。传播过程中的反馈环节也说明了传受双方的互动，新闻就是在不断地相互作用中被建构和传播。 不同于文学文本追求开放性与多义性，留有巨大的诠释空间任读者去虚构、想象和创造，新闻报道的是客观事件，真人真事，“客观性”是新闻文本的特质。但是，新闻研究已尝试着将“客观性”一分为二，即“客观性”（静态）和“客观化”（动态）。所谓客观性，就是依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实报道现实；而客观化则依据人为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对现实进行建构。[2]“客观化”的基础自然只能是新闻事实，基于事实，依托事实，又寻求超越于新闻事实的特定形态，从而反映普遍和一般。这给新闻受众留下了自由解读的空间，而新闻文本解读也正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二、“霍尔模式”与多义性解读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集中讨论了观众对电视内容的解读问题。电视内容可视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个单一的意义，多数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霍尔一再强调“编码与译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相关性，对此，霍尔举出三种假想的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和“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3]与此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支配式解读”假定观众的解码立场跟电视制作者的“专业编码”立场完全一致，观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认同和接受传播的支配性意识形态。霍尔称受众的这种解读方式为“偏好解读”，这是最为理想的完全明晰的传播。“协商式解读”是大多数观众的解码立场，即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一方面既对支配-霸权的编码所“给”的意义保持相当程度的认同，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