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含监利水患和城镇发展.docVIP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含监利)水患与城镇发展 近年来，江汉平原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崛起和同样迅速的人地关系失衡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患的成因、基本状况、影响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勾勒出江汉平原水患的基本轮廓，在许多方面有相当精辟的见解，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背景和基础。[1]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在水患肆虐的江汉平原，城镇发展所受影响及其特征。 ? 一、??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城镇发展的基本状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长江下游向西逐步推进，江汉平原在雄厚的垸田农业基础上，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一跃成为全国转运贸易的枢纽。在此过程中，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那些最初因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县(州)城逐渐成为集政治中心、商品集散地、手工业中心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地区性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在县(州)城的周围以及河口等便于船舶停靠的地方逐渐形成新的以经济功能为主体的市镇，它们大多以转运贸易起家，同时兼顾周围地区的日常需求。对于这些城镇来说，四通八达的河流就是它们的生命线，这一点在城镇的布局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以江汉平原16个县(州)城为例，它们中有9个分布在长江两岸，占总数的56%，其余的分布在汉水及其支流的两岸。商业市镇也无一例外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河流两岸，其影响范围由河流的大小和市镇自身的位置决定，一般来说，处于长江、汉水沿岸或是几条河流交汇处的城镇，其辐射范围广，发展潜力大，因而发展速度快，规模大。江汉平原这种密度较高、集中于河流两岸的城镇分布格局既是因商业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商业发展的支柱，这些级别不同、功能略有差异的众多城镇散布在整个平原，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明清时期，尽管商业在城镇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对于县(州)城来说，政治功能仍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政府拨款大力维护的城墙内，有大量坛庙、官衙、公署、仓库、监狱等建筑，政府在地方的各级行政、军事、文化代表就驻扎在这里，从地方官员到下级皂隶，以及由此产生的供应他们日常各种需要的人员，其数量在这类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属于城市中的特权阶层。为了加强基层统治的力度，历代政府常常不遗余力地修筑城墙，进行各种基础建设，虽然他们的本意只是保护自己的基层权力中心，但这些努力在客观上扩大了城镇规模，提高了城镇的防御能力(包括防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能力)，从而有助于城市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与县(州)城相比，分布在江汉平原上的市镇，它们的经济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江汉平原经济发展的活力有相当部分是从它们的发展中体现出来的。以长江沿岸最繁荣的市镇——沙市和汉口为例，沙市在明隆万时期已是“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于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2]到明末更是“列肆则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麟集”[3]，其附近的荆州府治江陵城虽然商业也比较发达，但许多日常所需的物品仍要依赖沙市的供给。此后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兵灾战乱，沙市一时萧条不堪，直至清中期，它又重新崛起，恢复了往日客来商往，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汉口崛起比沙市略晚，它的发展历程在江汉平原城镇中具有代表意义。明初，汉口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荒洲，成化年间汉水改道，由郭师口汇入长江，汉口凭借江汉汇合的有利地势，逐渐成为该地区的商业中心。从此，除了战乱年代，汉口始终保持着商业巨镇的地位，商贾云集，百货辐凑，有诗云：“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4]汉口作为以转运贸易起家的市镇的代表，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货物和商行，是内地货物的一大集散市场，?其中最著名的商业种类有八种，号称“八大行”。在商品集散的同时，各地商帮也汇聚汉口，一展宏图。汉口成为华中地区第一大商业市镇而享誉全国。除了这些商业巨镇外，江汉平原还有大量中小市镇，它们大多以一个较大的城镇为中心，辅以较小的镇、市，形成小型城镇网络，在附近的农村地区和大型转运贸易口岸之间担负着中介作用。在清代同治七年的《松滋县志》中曾详细记载的以松滋为中心的小型城镇网络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夫松滋亦上下通津也，长江万里而遥，蜀舶东下，吴帆西上，估客有无懋迁，连樯接舳，必停泊于斯。而朱市以下，濒江圜，各有内河以通货贿，善贾者越堤易，一叶轻驶，布帆安稳。一邑之中，西则竺园市，南则磨盘洲，东北则新场市，回环往复，道皆四达。远言之，由是越公、石，历安、华，或泛洞庭以及吴、越、闽、广，惟其所适，转移之间，推行尽利。在道光壬辰以前，川渎安澜，民物殷阜，商旅鳞集，如朱市之棉、草坪之丝，夏秋数月间取修约百万缗，虽沙津、汉渚无得而逾焉。”[5] 像松滋县这样的情况在江汉平原决非少数，几乎所有的大型城镇的周围都可以找到这些活跃的小城镇的痕迹。汉口、沙市这样的大型市镇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