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对社会的影响.docVIP

明朝建立之后，到处是战争的废墟，显现一派人口锐减、田畴荒芜的凋敝景象。例如，往昔的繁荣胜地扬州，元末为地主武装青军元帅张明鉴所据，其党众暴悍，专事剽劫，由含山、全椒转掠六合、天长，至扬州，人皆苦之。到龙凤三年(1357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时，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湖广澧州慈利县，流亡者众，田多荒芜。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甘肃河州卫城邑空虚，人骨山积一。陕西保德州府谷县田野荒芜，人烟稀少。中原诸州，元末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徐达从汴梁率师北伐，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山东也是残破不堪。洪武三年三月，山东按察司佥事吴彤奏日：博平、清平、夏津、朝城、观城、范、馆陶七县，户少地狭。六月，济南知府陈修和司农官上奏：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兖州府定陶县井田鞠为草莽，兽蹄鸟迹交于其中，人行终日，目无烟火。河南、两淮也好不了多少。卫辉府获嘉县，洪武三年县太爷上任时，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颍州地区，民多逃亡，田多荒芜。濠州一带，百姓稀少，田野荒芜久致荒芜到洪武二十七年，全国各地尚多荒芜田土。广大农民迫切要求保有斗争果实，并且希望新王朝能废除暴政，减轻赋税，安定社会，让他们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改善困苦的生活。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朱元璋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安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主张，并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为了引起臣僚的足够重视，朱元璋特地为他的安民主张披上一件天命论的外衣，说：天之爱民，故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其君位)。认为天下百姓都是吴天上帝的子民，吴天上帝也爱其子民，君主受命于天以治民，就负有妥安生民的责任，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所以，老百姓处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君位的去留。老百姓如果安居乐业，昊天上帝就会高兴，天命即可永驻，君位即可长存，臣僚也可久享荣华富贵。反之，假使民不聊生，吴天上帝就会发怒，天命就会丧失，君位就会不保，臣僚们的荣华富贵也就随之化为泡影。 朱元璋针对经济残破的现实，决定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以便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登基前夕，他向山东派遣一批府州县官员，特地叮嘱他们：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为术者，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休养生息耳。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登基即位的当月，他又郑重告谕人京朝觐的各府州县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洪武年间，由于朱元璋的重视并且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工商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始终坚持传统的厚本抑末政策，他明确告谕户部大臣：理财之本在于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因此，他把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各种措施，都置于厚本抑末政策的制约之下。所以，明初工商业的发展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全国荒地太多，只靠招抚逃户流民回乡耕垦，力量有限。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书说：自辛卯(至正十一年，1351年)河南兵起，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系虑恐日久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人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朱元璋采纳他的建议，开始大规模移民屯田，民屯逐步兴起。 明代的民屯，按移民的不同来源分为三种形式：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是移民就宽乡，即把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从窄乡(人多田少)移至宽乡(人少田多)屯田。移民的对象有二，一是丁多少的人户，按一定的比例分丁迁移。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山东布政使司奏请将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不及一顷、十丁以上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并小民无田可耕者，分丁往东昌开垦闲田，至七月共起赴东昌编籍屯种者一千零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洪武三十年二月，命户部遣官至江西，移民至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屯种，其中也有一部分属于丁多人民，即丁多田少的人户。二是无田者、无恒产者，不论有多少人丁，全家迁移。如洪武三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郡无田产者四千余户到临濠屯种。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圭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河北彰德、真定、临清和河南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命徙苏州府崇明县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