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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之争 管建强[1] 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可是至今为止，该岛仍然在日本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中日两国政府在恢复邦交之际曾经有过君子协定：对有“争议”的钓鱼岛领土归属的纠纷，双方承诺在争执期间均不得在该岛上设置永久性固定装置。其争端的解决可以由未来更具智慧的中日两国的青年来接受处理。不过，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国政府态度暧昧，因而助长了一些右翼分子和个别国会政要公开登岛进行所谓宣示主权的活动，直接向中国政府进行挑衅。 尤其是在1996年7月至9月期间，中日两国间的“争议”领土钓鱼岛又起烽火。由于日本右翼团体4次登上钓鱼岛，非法修建灯塔设施和标记，并且正式向日本国政府申请，要求政府追认其在钓鱼岛上所建航标灯塔为日本国公权利下的灯塔。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中国领土权，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国大使均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的领土”，要求日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和消极影响。而日本方面的回答是：日本对尖阁群岛（日本对钓鱼岛的译名）拥有主权，该岛系日本的固有领土。 面对日本政府的顽固与纵容的立场，全中国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用不同的形式自发地掀起了保钓运动。同时，在同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为检验登岛作战能力，举行了联合岛屿防御和登陆作战的演习。保钓斗争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种压力下，日本政府似乎“被迫”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同年10月3日，日本兵库县警察方面以暴力团之嫌疑抄查了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制造事端的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总部以及其它另外3个有关场所，并逮捕了该会社顾问长谷川正男。 尽管如此，事实上钓鱼岛之争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本文将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就如何解决的钓鱼岛的问题论述一下个人的管见。 一、日本国不享有对钓鱼岛的先占权 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钓鱼岛是中国的先占领土，是由我国最早发现和有效占领的。据史料记载，早在1372年，明太祖遣使杨载诏谕琉球时，经过钓鱼岛，经考察该岛系无人居住的荒岛且无任何他国标记，于是设立大明界碑，开始了对此岛的管辖。从1415年到清朝末约500年间的时间内，中国政府派使20余次进行巡察管辖。中国的台湾渔民长期以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久而久之，钓鱼列岛和该海域成了我国台湾附属岛和东海的一渔场。自明朝起这些岛屿就已经在中国海防管辖区域内，而不属于当时的琉球藩国所有，事实上当时的琉球藩王一直向清朝纳贡，承认中国王朝的管辖。十五、六世纪的明朝政府为了防止倭寇把钓鱼岛作为海上防御区域，在论述防御倭寇策略的《筹海图编》中明确地标明了其位置和其所管辖区，确立了明朝对钓鱼列岛的统治权。明朝、清朝两国政府一直重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清朝光绪19年（1893年）10月，慈禧太后留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部尚书盛宣怀。 不仅如此，甚至在日本的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所著的《“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一书中也客观地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论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查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属1785年仙台人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言录》为依据，该图也是采取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对该岛屿和中国福建、浙江以同一浅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 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3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琉球宰相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1650年）采用了中国明朝册封使陈侃的记述，称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而赤岛及其以西为非琉球领土。 总之，在当时数个世纪中，在中国人、琉球人和日本人的有关琉球和钓鱼岛列岛的文献中，一致表明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领土。 1817年，日本国掠夺了琉球王国将其编入了鹿儿岛，1879年废琉球而建冲绳县。（100多年后的今天，在冲绳县境内尚能看到有不少深受中国影响的民俗习惯和极具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和牌坊。在此之前，琉球人民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大和民族的一个民族。） 日本政府声称日本于1885年对该钓鱼岛进行过现地调查判定该岛无证迹说明属于清国所有。 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钓鱼岛与久场诸岛、黄尾屿为冲绳县所管辖。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调查的，事后也未向世界宣布。 即使是在明治29年（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县的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钓鱼岛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