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转变.doc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转变 摘要：西汉初年，匈奴兴盛于大漠南北，成为西汉王朝的强劲对手。高祖刘邦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以武力讨之，其结果是失败而归，其后，他便采取和亲之策，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的和亲往来，终在武帝时期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制夷”，使得匈奴遭重创，而汉也为此付出了由盛转衰的代价。战争间隙，武帝还通过笼络匈奴降众、置属国的策略来分化匈奴内部势力，这为后来汉朝对匈的羁糜统治做了铺垫。 关键词:汉武帝 匈奴 武力征伐 属国 秦及西汉早期对匈奴的政策 匈奴势力在战国末期已发展起来，公元前310年左右，其地域己与战国的燕、赵、秦相邻。匈奴的东界就在燕长城以北的今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东部一带，西界在今天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匈奴的活动对邻近的赵、秦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赵、秦两国都修筑了长城进行防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消除匈奴的威胁，于公元前214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了今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地区。其后，为了防范匈奴卷土重来，秦一面派蒙恬将兵30万屯戍上郡，一面征发役徒，耗费大量财物及民力，修缮连接了战国时燕、赵、秦三国所建的长城，号称万里长城。秦为应对匈奴的威胁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高祖刘邦在遭平城之围后，便采取刘敬的和亲之策，其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遵循之，至武帝即位还“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在这期间，除岁给匈奴各种物品外，还于高帝时、惠帝三年(前192年)、文帝六年(前174年)、景帝五年(前152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单于。由于和亲政策的执行，汉朝争取到了60多年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与“天下”休息，民务稼墙，衣食滋殖，海内殷富，在与匈奴通关市中汉大有获益，这对增强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在国内还不具备作战的经济、军事条件下，一种比较理想的策略。 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改变 和亲不是长远之计，这一点，到了汉中期，逐渐成为朝廷君臣的一致看法。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派遣使节到汉廷要求再续和亲协定，汉武帝为此召集了廷议，商讨究竟如何对付匈奴问题。在廷议中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宰相韩安国为代表，一派以精通胡族事务的边境官员王恢为代表。前者极力捍卫传统的和亲政策，而后者则强调使用武力。初时，韩安国的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武帝暂且同意继续采取和亲的和平路线。与匈奴的彻底决裂发生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这是第二次朝廷廷议匈奴问题的结果。在这次廷议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武帝最终推翻了他先前的决定，而倾向于主战派的意见。 从这次朝廷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匈政策转向的原因及其必要性。从财政上看，在和亲协定下，匈奴每年向汉朝索要的礼物不断增加，这是汉政府一笔不小的负担。在和亲的馈遗之外，为稳定边境的局势，汉政府还要移民实边，加强边境战备和守卫，这在财政上的代价甚大:馈遗费每年一千金(一金值万钱)。此外，还有国防工事建筑和维修费及守边戍卒的给养费等”。然而，即使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仍然不能够保证汉匈间的边境安宁，匈奴入侵的报告不时地从边境紧急送往朝廷。正如武帝所说:“联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馒，侵盗亡己。边境被害，联甚阂之。今欲举兵攻之。”从政治上看，汉朝叛将和其他反叛势力经常向匈奴寻求支持，甚至干脆叛逃到匈奴一方，这不仅构成了对汉王朝的威胁，也恼怒和刺激了汉王朝的统治者。因此，为了最终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诉诸武力征伐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1、武力征伐匈奴的客观条件完备 在汉武帝时期，军事征伐匈奴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汉初的和亲政策的实施，为汉王朝赢得了时间。经过60多年的发展，汉“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康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另外，互市的开展使得汉大有获益，例如马匹当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据学者研究，汉时奉养战马一匹，须有“十一家力耕””，故战马的配备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而汉又十分匾乏，通过关市贸易，匈奴马匹以及相随而来的养马术的输入，使汉养马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汉书·食货志》中描述汉武帝时养马盛况说:“天子为伐胡敌，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这些为后来汉武帝与匈奴决战提供了重要战备基础，对增强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2、征伐匈奴的三个战争阶段 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大国事，他在位期间对匈战争持续了四十多年，武帝的伐匈之战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武力征伐匈奴的第一个阶段是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共十五年。在这一阶段中，西汉王朝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河南地、河西走廊，并寻求匈奴主力决战，以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