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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发展浙江模式的政府支持系统回顾 　　论文关键词:浙江模式制度支持金融和技术支持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的制度支持和金融及技术支持，以期对湖北的中小企业发展带来启示。 　　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的成绩这些年层出不穷: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余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保持全国省份第一，外贸出口增长高居沿海省市之首、贸易顺差居全国之首，全国经济发展百强县中，浙江占了22个。美国《福布斯》“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l(刃企业家”名录中，浙江省企业家上榜最多;浙江省劳动力已充分就业外，还吸纳了600多万外省劳动力，即使是安置残疾人就业，浙江也排在前面。浙江省的产业群除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外，比较著名的如诸暨大唐袜业、嵘州领带业、宁波服装业等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有人在“温州模式”之后，模仿“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对浙江省中小企业群(当然，并不排斥在中小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型企业)的发展提出“浙江模式”这一说法。本文意在回顾地方政府在浙江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中的角色扮演与支持，以对我们湖北省的中小企业发展带来启示。 　　一、浙江地方政府的制度支持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改革之前浙江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体制环境: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30年里，向前苏联学习，构建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所有制上推崇越大越公越好;在企业管理上采取指令性计划的方法控制住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在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视家庭副业为“资本主义尾巴”，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社员在农村及城乡间流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统一规定，于是物质短缺，许多生活用品要凭票购买;在城乡关系上一方面是“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城乡隔绝，另一方面以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在金融领域，银行只是以信贷形式拨付资金的出纳机构，自身并没有贷款发放和回收的自主权。典型的经济管理单轨制。 　　发端于思想解放运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政策调整起步，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企业一定的产品自销权，允许部分物资由市场调节，理论上鼓励投资渠道多元化，改变中央银行的信贷资金供给制，调整部分产品尤其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实行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以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的单轨制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双轨制”经济体制。“双轨制”尽管存在着诸如诱发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腐败、政策歧视等弊端，但它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宏观体制条件。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悠久的“义利之辩”和意识形态斗争史的国家，改革的过程回顾起来简单，实际上在私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上，还是有较长时间的曲折和反复，直到邓小平定下调子:“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在这不短的制度创新的探索中，浙江地方政府经历了从“无为”治理者、被动适应者向主动服务者的转变，有人甚至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80年代前后两任温州市委书记，一位因为促进温州家庭作坊发展，另一位因为探索出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使温州被批准为“温州试验区”，结果任期未到就相继被调动)。 　　在1983年以前，对于当地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长期运行在计划体制下的浙江地方政府有的采取的策略是:以局外者的身份静观发展，“不争论、允许试、允许看，政府不随便贴封条、戴帽子、打棍子”。这种策略如温台地区。这种作法在现在看来似乎“胆小怕事”，但其实这也不失为有胆识和冒险精神的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最小化。反过来说，如果在早期政府就采取压制的方式，那么就不会有后来浙江企业的发展繁荣了。有的地方政府相对比较大胆点。早在1982年，义乌县委和县政府就明确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允许多渠道竞争。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义乌小商品的发展。有的地方政府则“曲径通幽”:先做不说，做了再说，如温州模式曾一度被批判为私有化的典型，浙江省组织专家学者把温州模式论证为带有公有性质的“股份合作制”模式而躲过了劫难。有的地方则是“先养儿子，再领结婚证”。在其他地方政府限制甚至禁止私营企业时，温州就出台了有关个体户挂户经营、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的政策法规。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护了民间投资的合法性，促进了浙江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江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发展不再“无为而治”，而是随着产业群的成长，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企业存在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