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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路径选择 【摘要】中国农村金融落后，势必导致农业产业落后。中国“二元社会”需要“二元金融”与之适应。农村的落后现状，正适合“原生态”的“高利贷”与之匹配。我们可以把“高利贷(金融个体户)”作为农村金融业发展的“胚芽”，由“农发行”代行银监会、央行职责，对金融个体户进行限制（利率）、培育、引导、规范，催生并培育成农村民营金融业的参天大树，完善中国的金融系列。为农村产权改革与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调配资源。 【关键词】农村金融二元金融金融胚芽农民银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生产力。它不仅有融资功能，而且有特殊的经济功能，通过严格的信用权责约束，能高效率、低体制成本地优化资源配制。 中国农村金融落后，它是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要建立“三农”自我发展机制，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并对其采取特殊的培育政策，很难形成“以农为本，为农服务”的农民金融。目前，貌似“亲农”的农村信用社（简称为农信社），本质上与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区别。实践证明，靠农信社一家独占的农村金融，形成不了农村货币的“媒”市场，继而发挥不了对农业产业“酶”的作用，试图通过农信社催生出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中国“二元社会”，需要“二元金融”与之适应 中国的金融系统，在1984年以前，是按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设计的。其后的两次裂变（一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二是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外资银行、保险进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诞生，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业务的开展，以及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深圳创业板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都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迎接加入WTO挑战相关，与城市经济和工业现代化相关，而与农村、农业、农民无关。 与农村金融改革相关的有四项。一是恢复邮政储蓄；二是国有四家商业银行收缩农村营业网点；三是开办农村股（基）金会；四是改革农村信用社。这四项改革，前三项在农村都是负效应。“邮政储蓄”起着农村向中央银行“输血”的负作用；“商业银行网点收缩”起着减少农村金融服务的负作用；设立政府主导的“农村股（基）金会”（实际上搞乱了农村金融市场，打击了农民办银行的信心，全面叫停的后遗症，至今尚未消除），起着“打击”农村金融的负作用。惟独对农信社的改革与农村金融改革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其旗帜上写的（“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入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与实际运作出入较大。其管理体制多次变更，2003年“银监会”决定，由人民银行监管交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其官办性质显而易见。截至2003年6月末，全国乡镇信用社法人32397个，县联社2441个，地市联社65个，省级联社6个，总计法人机构34909个，各项存款余额2233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6181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余额的11.5%和10.8%[1]。整体不良贷款29.57%(2003年11月)，从94年起连续9年亏损[2]。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存贷款余额只占全国的10%。看来，仅靠一家经营状况不容乐观的农村信用社，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也不容乐观。 中国本来就是二元社会，城市一元，农村一元。城市一元的金融体系初具雏型，只需完善、提高。而农村一元的金融体系，尚未纳入议事日程（指是否应该单独建立农村金融体系）。这不能不认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缺陷。 “社会二元不等于金融体系也需二元”的认识，是目前农村金融改革路径选择的思维障碍。农村落后于城市，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人均GDP低的问题，农村创造的GDP低的背后，有一系列政治、经济、历史、自然、社会政策等原因[3]。其核心是生产力低下，资源配制不合理。其金融体制选择就是资源配制问题，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问题。城市一元的金融资源配制，是建立在城市现代化工业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体系，而农业生产远没有进入现代化大生产阶段，其生产力状况的近拟描述是------“附着在现代城市工业市场经济背境下的半商品经济的封建小农生产模式”，与现代工业化商品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体系对接不上。农民没有大规模盈利主产业，可自由支配资源几乎为零，巨额生产性金融服务暂时没有需求。但农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与有盈利预期、讲求信誉、资产抵押的抗风险性金融服务，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因此，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非另起炉灶，走民办金融（农民办自己的金融业）之路不可。换句话说，最适合农村需要的金融资源配制方式，就是“放手让农民自己创办自己的金融业”，政府根据农民的需求，给予支持、帮助、引导、规范即可。这才是政府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让中国的多种所有制、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不同发展阶段的现状有与之相对应的外资、国有、民营金融为之服务，相互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