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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 作者：左双文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更新时间：2005年09月16日 抗战爆发以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国民政府而言，澳门问题实在不算一个很大、很急迫的问题，中葡关系也只能摆在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因此，在较长时间内，国民政府似乎没有太多的心力顾及此事。 到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景的明朗化，战后安排问题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 迟至1943年，国民政府似乎都还未作收回澳门的打算。这年7、8月间，外交部长宋子文出访欧美时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稍事停留，葡萄牙外交部代表以试探方式询及中方对战后处理澳门问题持何种态度，不知是为了安慰战时作为英国盟友的葡方，还是宋子文本人对澳门问题就是作此打算，宋居然表示：“国民政府收回的领土是指满洲、台湾和九龙，并无收回香港和澳门的打算，因为认识到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 从1944年起，国民政府内部开始考虑收回澳门的问题，但对于如何收回，意见不一，大体上存在着“缓进”与“急进”两种意见，均提供给最高当局采择。 “缓进”派以国民政府外交部系统的官员为主。所谓“缓进”，是笔者今天的一种看法，其内部各个具体人物的态度与做法其实仍然颇有差异。 最早明确提出要收回澳门的应当是驻葡公使张谦。[2] 张谦长期担任驻外使节，熟悉西方各国情形，他任驻葡公使不到半年，即于1944年2月21日向外交部发回了建议战后收回澳门的报告。张谦指出：“葡萄牙早已失去海外殖民力量，仅依仗英国来支撑其远东利益，葡国在远东也无实力保持澳门的中立，自然无履行中立能力，为此招致中国受政治军事上的无限损失，为国防计，应予收回。”[3] 张谦认为，葡国依赖殖民地供养，故此对殖民地不会轻易放弃。他提出了解决澳门问题的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 积极办法：1、游说英、美、苏三国支持中国收复澳门，策动国际舆论要求归还澳门；2、向葡提出归还交涉。 消极办法：1、战后在澳门实行公民自决投票以决定冶权谁属；2、暂时不收回，与葡方另订新约，但附带数项条件：（1）华人须有投票权，与葡人分享平等政治权利：（2）紧急时中国在澳门有进行任何军事行动的自由权。[4] 张谦本人虽力主收回澳门，但他所提的方案仍是十分温和的，即使所谓积极办法，也不过是欲通过正常外交途径争取英、美、苏支持或向葡进行交涉。他所谓积极，是指取一种主动争取的姿态，而不是指手段上的强硬或急进。另外，他提出以公民投票决定“治权谁属”（不是主权），这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提法，极易产生副作用。 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份相当委婉的建议也未能引起外交部足够的重视，此后半年多，未见外交部有何行动，宋子文似还未从上年8月的立场转过弯来，直到这年10月，由于另一渠道所提收回澳门的建议上达蒋介石，接蒋介石指令，宋子文的外交部才开始做出反应。 另一渠道就是下面要说到的“急进”一派，它以广东地方官员为主，包括战时的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和战后的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同为军人，所议所为均有先行动再交涉之意。1944年10月，李汉魂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澳门在葡人统治下色情赌博和毒品充斥全市，危害华侨甚巨，是中国的重大耻辱，必须收复，基于战时葡萄牙的中立国地位，澳门问题若战后处理必感困难。”他建议“在华南发动反攻之期，乘澳门兵力薄弱，以镇压变乱保护侨民和追击敌伪为由，进攻澳门，以造成即定事实，然后以外交手段与葡交涉。”他认为“此乃上乘方法。”[5] 这项建议迅速获得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赞成，10月19日，徐永昌即发出指示：“奉上级命着李汉魂研究在发动华南反攻时乘澳门兵力薄弱，以镇压变乱保侨为名，占领澳门。”10月27日，委员长侍从室又发出蒋介石给外交部的指示：“命研究占领澳门事”。[6] 11月4日，外交部官员举行会议讨论澳门问题，并向国民党中央做出了如下报告：“查依照1887年中葡条约，澳门系由我国准葡永驻管理，惟不得转让于他国，故澳门之地位特殊，既非割让地，亦与普通租借地或租界不同，我于战后要求交还，固可援引各国交还租借地界之先例，惟事实上将视我要求英国交还香港九龙之结果而定。英若交还香港九龙，则葡之交还澳门始不成问题。” 外交部的意见是把澳门问题的解决放到香港问题解决之后，要视英国对于交还香港问题的态度而定。从其后的中英交涉来看，国民政府还是相当软弱的，没有对英方稍显强硬的姿态。既然因顾忌英葡同盟而存在港澳一体的打算，实质上外交部自然不会赞同地方军政官员带有刺激性的建议。外交部担心“军事占领澳门可能引起英美的不安，尤其英葡有同盟关系，将不利华北的收复。”但又同意从现在起即着手搜集便于交涉收回澳门的材料，并可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对我方有利的时机采取相应行动。宋子文据此向蒋介石提出两点建议： 1、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