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选择与效率分析：中国中古租佃关系发展的新观察.pptVIP

新古典模型中分成租佃制的效率 张五常：地主必定会避开租金较低的契约安排。F大于A，代表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均衡状态。土地市场也是不均衡的。 佃农必须承担工作L2小时的契约规定工作量（而不是他所偏好的L1小时），地主的租金比例r必须调整到三角形F与A相等时为止，即调整（1-r）δQ/δL线的斜率。这样，佃农在分成契约下的收益（D+E+A）就等于工资契约下的收益（D+E+F）。 张五常的模型（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说明，分成租佃制不可能是非理性的或无效率的。 分成佃农收入= D-E-A 工资雇农收入= D-E-F 图1 契约选择与风险规避 上述关于不同契约形式能产生相同结果的论证，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有些类型的契约被采用了而另外的则被舍弃。为此，张五常的解释是：“选择契约安排形式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约束的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取最大的收益” 。 契约安排不可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可以转化这类风险。在保证获取固定工资的工资型契约中，产出量剧烈变动的风险，注定一开始就归于地主。而在固定租金契约中，风险与佃户息息相关。分成契约则使地主和佃户双方分担了风险。 基于新古典的分析：唐宋租佃契约安排中的经济学逻辑 新古典模型的不足 在借助新古典模型和张五常的理论展开讨论之前，需要指出：上述经济学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农场经济发展的思考，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的现代经济学观点”（马克思）。所以其分析对象，便当然地是分成契约和工资契约（含固定租金契约。这种模型和分析并不适用于本文所首先关注的中国唐宋时代，雇工耕作制尚未充分发展的经济形态 。为此，笔者尝试将图1改绘为图2，以便于分析。 分成租契约与定额租契约的效率分析 如图2所示，在假设模型中只存在唯一可变的投入要素是劳动力的前提下，设定地租额为r，维持再生产的必要成本为S，工作时间为L。其中，R2代表分成租契约，R1、R3代表不同的定额租契约（R1＞R2＞R3）。这样，市场上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契约（假设交易成本恒定），可供地主（含自耕农）和佃农选择。 图2 经济效率：均田制的破坏与租佃的流行 地主亲自耕种时（即相当于自耕农），在劳作L4小时，自耕农的净收入为（A-B-C-D-E-F-G-H-I-J）区域。L4小时那个点，只可能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会出现。否则，在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或者说在保证略微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前提下，他完全可以选择不增加劳作时间到L4那个点，也可以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这样，他所偏好的劳动时间L′就会少于L4，从而造成造成社会总收入的减少。这正是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历史上“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没有意义的原因。 图2 租佃制的经济效率：剥削有理 此外，由于经济规模有限，小生产者在抗拒风险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而作为“理性人”，直接生产者（小生产者）最为关心的是收入和风险，本身对自耕农身份并没有特别的偏好。从唐到宋，租佃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以“土地兼并”为标志的大土地经营方式的扩大，就促使自耕农和佃农可以在市场中动态地相互转换，最终达到自耕农经济和租佃经济的均衡，有助于社会生产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率。 分成租佃制的无效率 在土地产出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可以使地主和佃农双方共同分担风险的分成制契约，便成为双方的自然选择。 当地主选择以R2的分成租向一个佃农出租土地时，在L2时，佃农收益最大，净收入为A-B-E。地主净收入为C-D-F-G。由于此时不存在佃农和农业工人（雇农）之间的竞争，所以不可能像在图1中那样，通过强制佃农增加劳动时间到L4，并调整（1-r）δQ/δL线的斜率来达到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分成租造成了社会净产出的损失，也造成了地主净收入的损失，损失均为H-I-J。 图2 地主如何减少损失：张五常佃农理论 一个佃农的分成租佃 多个佃农的分成租佃 对比：整屋出租与打隔断出租 选择高低定额租的经济学逻辑 在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市场环境中，地主会主动降低分成租比例，以吸引耕作者，并且在条件成熟时改行定额租，以避免收益较低的契约安排，提高自己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图2中（1-R3）δQ/δL线所示的低定额租。这是在宋代经济不发达地区、面临着市场中劳动力短缺局面下，主、客户双方博弈的结果。那么，高定额租就应该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入卖方市场后，由佃农（乡村下户中无地、少地的主户）之间高度竞争的结果，如（1-R1）δQ/δL线所示。 图2 高低地租额与土地集中程度的关系 市场竞争导致高定额租的出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定额租既然是将风险转嫁到佃农一方的契约安排，那么也就意味着佃农必须在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即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农具等）后，才可能接受定额契约，并保证主、佃双方根据定额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