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怀陆圣泉》.doc.docVIP

怀陆圣泉 巴金 　　六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坐“怡生轮”去海防。圣泉赶到金利源码头来送行。开船时，他和我哥哥都立在岸上对我微笑。我对他们说，两年后再见。 　　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圣泉的最后的一面。 　　我离开上海后第二年，在成都得到圣泉被捕的消息，那是从桂林传来的，后来又听说他已经出狱。但是我到了桂林才知道他入狱后下落不明。我各处打听，一直得不到确实消息。朋友们见面时，常常谈起圣泉，我们想念他，暗中祝他平安。有时在静夜，我们三四个友人对着一盏油灯围着一张破旧而有油垢的方桌寂寞地闲谈。桂林郊外的寒气从木板壁缝侵入。我们失去了热情。怀念和焦虑在折磨这么我们。我们的谈话变得没有生气了。我们便安慰自己：“等到抗战胜利了，圣泉就会回到我们中间来的。” 　　四年来我们就用这个希望来安慰自己的焦虑的心。时光在木板壁缩裂时发出的清脆响声（那是我们静夜中的音乐）中匆匆逝去。抗战终于胜利，我们几个朋友也终于回到上海。可是圣泉一直没有消息。他就这样令人不能相信地失踪了。 　　我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亡，所以我不想写纪念他的文章。一个像他那样爱憎分明而且敢爱敢恨的人不能死得这么简单。他有着那么强烈的爱，绝不能不留下一点踪迹。我们固然不能相信他活，但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死。只要希望未绝，我们愿意等待一生。 　　虽然他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但他为什么必须死呢？他与其说是被捕，不如说是自首。日本人找不到他，他自己走到捕房去，准备跟那些人讲道理，辩是非。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他相信敌人也会在正义面前低头。据说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他可能为这几句真话送命。可是许多干地下工作的人都保全了生命，为什么敌人偏偏毒恨这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必欲置他于死地？有人揣测他受不了牢中苦楚，患病身亡。但他是一个身心两方面都健全的人，再大的磨炼他也必能忍受。 　　以上是议论，猜想，耽心。而事实却是他那时和两个朋友守着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书店被抄去两卡车的书，他失去了踪迹。书店保全，他却不见了。 　　我和圣泉相知较晚。“一·二八”沪战后一年我在福建泉州看朋友，在一个私立中学里第一次看见他。可是我们没有谈过十句以上的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抗战前两年参加了书店的编辑工作，第二年他也进来做一部分事情，我们才有了谈话的机会。抗战后，书店负责人相继离去，剩下我们三四个人维持这个小小的事业。我和他都去过内地，但都赶回来为书店做一点事情。共同的工作增加了友情，我们一天一天地相熟起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常常在书店见面。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一次聚餐的机会，参加的人还有一位学生物学的朋友。我们在书店的客厅里往往谈到夜深，后来忽然记起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和那位生物学者才匆匆跑回家去。在那样的夜晚，从书店出来，马路上不用说是冷冷清清的。有时候等着我们的还是一个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 　　我这种说法在那些不认识圣泉或者认识他而不深的人看来，一定是过分的夸张。圣泉生前貌不轩昂，语不惊人，服装简朴，不善交际，喜欢埋头做事，不求人知。他心地坦白，忠诚待人，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他把朋友的意义解释得很严格，故交友不多。但是对他的朋友，他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有写作的才能，却不肯轻易发表文章。他的散文和翻译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他却不愿登龙文坛。他只是一个谦虚的工作者。但这谦虚中自有他的骄傲。他不是“文豪”、“巨匠”甚至他虽然真正为“抗”敌牺牲，也没有人尊他为烈士。他默默地活，默默地死（假定他已死去）。然而他并不白活，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而且也有一些人得到他的好处。但是这一切和那喧嚣的尘世的荣誉怎么能联在一起呢？那些喜欢热闹，喜欢铺张，喜欢浮光的人自然不会了解他。 　　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城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 　　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存才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所以当我和圣泉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充满快乐地想：“我不是孤独的。我还有值得骄傲的朋友。”我相信要是我有危难，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给我援助。 　　我和他就是这样的朋友。我认识他的心灵，而且和它非常接近。我对人说我了解圣泉，我谈到他的刚直，他的侠义，他那优美的性格和黄金的心。然而要是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生平，他的家世，甚至他的年龄，我却无法回答，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他的人和心，此外便是他的文章。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