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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并概括《关于电视》的综合观点。 关于电视（法）布尔迪厄 　　我选择在电视上讲授这两门课，是想作一尝试，突破法兰西公学院的限制，面向普通听众。我确实认为，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下面，我将对有关机制尽量作一简短的描述--若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那需要很多的时间；我甚至认为，与最有责任感的那些记者想的和说的--无疑是非常真诚的--相反，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只要分析一下电视在追求最广泛的观众的思想的驱使下，又在部分新闻机构的支持下，给排外主义及种族歧视言行的煽动者们所提供的待遇，看一看电视每天对短浅而又狭隘的民族政治观--就不说民族主义的了--所作的让步，就不难拿出这方面的种种证据。有人也许怀疑我是在夸大纯粹是法国的一些特殊情况，这里我不妨在美国电视的千种疾病中，提醒大家回想一下电视在O．J．辛普森讼诉案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或者最近硬造出来的那一所谓性罪的普通谋杀案所带来的一系列难以控制的法律后果。不过，新近在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的一冲突事件恐怕能对收视率的无限竞争所造成的各种危害作出最好的说明：继一私人电视台就荒芜人烟的伊米亚小岛事件所发出的动员口号和好战的宣言之后，希腊各私人电视台、电台纷纷陷入民族主义的疯狂谵语之中，各报也紧随其后，竞唱高调：土耳其各电视台和报纸也出于同样的逻辑，为了争夺观众或读者，展开了战斗。希腊士兵在小岛登陆，继而多艘舰艇开始出动，一场战争险些触发。在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中，无论是在希腊和土耳其所看到的，还是在前南斯拉夫、法国或其他各地所看到的，也许这一新现象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代的通讯手段在今天这个时代，为充分利用那些原始的感情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我签订的合同，这次讲课是一种电视讲座课，为尽量信守合同，我的讲话应该尽可能让大家听懂。为此，在不少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采取简化或约略的说法。为了突出最关键的东西，亦即突出讲话本身，与平时在电视上的做法不同（或相反），我跟节目制作人达成一致，在图像位置调整和取景方面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如有关节目选段、复制的资料、统计数字等，因为这样做，除了会占用珍贵的时间外，无疑也会干扰这类论辩性和论证性的讲话的思路。电视作为我分析的对象，我想与普通的电视演播形成鲜明的对照，采取一种形式，确立分析与批评性话语的自主地位，哪怕这门所谓的基础课的表面形式充满学究气，显得呆板、教条，带有说教味：字句清晰的讲话虽说渐渐被排斥在电视演播台之外--据说要求非常严格，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中，每轮讲话不得超过七秒种--但仍不失为反抗操纵，确立思想自由的最可靠的形式之一。 　　我充分意识到，我这种限于讲话形式的批评与借影像对影像进行的真正的批评相比，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权宜之计，无论是有效性还是娱乐性都要更小，在让一吕克?戈达尔的《一切都好》、《此处与彼处》、《情况如何》等作品中，或在皮埃尔?卡尔莱斯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我上面所说的真正的批评。我同时也意识到，我所做的是影像工作者为争取他们的交流规范的独立性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的继续和补充，尤其是对影像的批评思考的继续和补充，让一吕克?戈达尔对约瑟夫?克拉芙特的一幅摄影作品及其使用的分析，为对影像的批评思考作出了示范性的展示。我也完全可以借用这位电影艺术家所建议的计划：这一工作，就是开始在政治意义上〔我要说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对图像与声音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人们不再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图像，而是说这纯粹是个图像；不再说这是一个骑在马上的北方军官，而是说这是一个图像，上面有一匹马和一位军官。 　　我虽然并不存有过多的幻想，但我可以表达我的愿望，但愿我的分析不要被看作是对记者和电视的攻击，我的这些分析实际上是受到了不知何种怀旧感的感染，如对索邦电视台风格的文化电视节目的怀恋，或者是受到了某种叛逆心理的影响，是对电视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某些报道节目所带来的后果，所作出的一种逆反性的拒绝。尽管我有种种理由担心，我的这些分析会被热衷对自己投以假批评目光的新闻界用作养料，增长他们那种那喀索斯式的得意劲儿，但我还是希望它们能够给所有在影像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某些工具或武器，有助于他们的战斗，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symbolique）压迫工具。 　　诸位刚刚读完的有关分析，竟然在最引人注目的法国记者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这该作如何解释呢？总不可能是因为他们不顾我事先的种种说明，而自感成了攻击的对象吧（至少是他们中那一些被直接点名和通过他们身边的人或同行被间接提到的人）。他们所表现出的强烈愤慨恐怕可部分归咎于文字化的结果：讲话一旦成文，伴随讲话的那些非文字因素，诸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