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docVIP

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 2005-4-7??景海峰?? ????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三件大事最可注意：一是新出土材料的发现，特别是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问世，激起一阵阵上古思想研究的热潮；二是经典诠释的新开展和“中国诠释学”的探讨，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提供了新的视域；三是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在总结和梳理传统哲学之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提 出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要求。??? 同样是在世纪之交，百年前的流沙坠简、敦煌遗书、殷墟甲骨和大内秘档掀开了覆盖在新世纪学术起跑线上的神秘面纱，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论域和走向，造就了好几代成就卓著的学问大师。一百年之后，似乎又到了一个大地献宝的丰硕时节，一大批久已失传的佚籍纷纷“破土而出”，真是生于斯世之一代人的福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考古、语言、史学、哲学诸界合力攻关，众多的考古学家和古史专家、古文字学家、思想史学者投入到了这项细致而又复杂的研究工作当中，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就中国哲学史界来讲，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早期儒家的研究，实已另辟一新境，打开了许多过去因史料匮乏而尘封已久的话题。上个世纪，章太炎《原儒》（1909年）所作的古史考辨和熊十力《原儒》（1956年）所作的思想发挥，以及胡适《说儒》（1934年）所激起的学术讨论，皆因史料有限而难尽其蕴，这下都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了。??? “重见天日”的文本要靠当代人来解读，它们与现行材料的关系也要靠当代人来勾联，只有在多维的活动状态的立体结构之中，这些文本的意义才能够被“复活”。“经典诠释”就是在不断地生成着意义，既唤醒已经“沉睡”或“黯然失色”的文本，也加厚依然活跃、精光四溢的思想之成色。从二十年前傅伟勋首倡“创造的诠释学”，以作为中国哲学现代性转化的突破口，到成中英偏重本体论建构的“本体诠释学”之出场，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期间，由海外而内地，从西方诠释学的翻译和介绍到立足于中国化情景的移植性思考，终于酿成了一次“中国诠释学”探讨的热潮。很显然，这次“经典诠释”之浪潮的兴起，与其说是一种解读古典文本的方式，不如说是一场“复根”的活动，最后能否开展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经学”运动来，亦未可知！??? 和“经典诠释”活动有一定关联的是对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省与检讨，由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可以做三重意思的理解：一是初级性发问，即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以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模式为标准，反观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东西。这类发问的标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等。二是在肯定中国有哲学的前提下，参照西方哲学的形式，以中国思想为原料，建构起“中国哲学”的历史，或对中国思想作“哲学式”的表达。这一类的工作往往前置着普遍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西方式的成熟标准，以此作为“格义”的工具和“剪裁”的尺度。它的合法性危机多半来自于对其方式之正当性的追问，以及能否恰切地反映出中国思想之内蕴的疑虑。三是在模糊哲学之边界的情况下，无限地扩展哲学的外延，填充入许多“大词”，将思想的结果和意识活动的内容一股脑地堆放在“中国哲学”的名下，形成泛滥之势。对这种“哲学”之合法性的质疑，大多发生在对当代哲学的定位上，也涉及到历史上思想与哲学的界限问题。第一重发问基本上不在本次讨论的论题范围之内，因为它或许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冯友兰、张岱年、牟宗三），或者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胡适、德里达）。第二重涵义是这次讨论的重点，一方面有总结“中国哲学”之百年建构历程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反思性和寻求突破的意愿。第三重危机的情景比较复杂，既有当代理解的泛俗化纠缠，又有后现代观念的不时卷入，还牵扯到由来已久的与思想史划界的问题。总之，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检讨，其根本目的在于打破当前的束缚和僵局，改进研究的方式，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当前的中国哲学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三大趋势：一是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渗透与交融，以及日渐频密的对话和沟通。如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铸出一体化的面向未来的新的中国哲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二是民族意识的日渐觉醒和对本土化哲学叙事的热切期待。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哲学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摹本，从名相术语到问题意识，从学科典范到治学方法，无一不以西学为楷模和依归。在西学的笼罩和导引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叙事之民族性背景日渐淡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感也越来越强，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哲学史只能“汉话胡说”，处在了一种“哽咽”和“失语”的极为尴尬的状态。如何成立真正的“中国”哲学，而不仅仅是鹦鹉学舌式的“准西方”哲学，是一个依然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