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码头”的历史选择.docVIP

“天下第一码头”的历史选择2002年11月14日 13:21 　　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满载明王朝帝国的金银珠宝，丝绸装饰品名贵工艺品，浩浩荡荡地驶向波谲云诡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七下西洋“礼仪安邦”的政治远航。它把明王朝统治的强盛，推向了巅峰，也使江南“天下第一码头”的繁盛，又一次地炫示到了极致。 　　远在隋唐时期，江南古娄一个静谧的小村落，倚枕长江，濒临东海，人口不满上百，一派尚未开化的田耕渔猎景象。历史却偏偏选择了这个小村落，注定了它在日后成为通都大邑而盛大极一时的命运。唐王朝后期，地方势力纷纷崛起，当时的南北运河年久失修，续通续断，中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严惩阻塞。为争夺路驿水运权，实行地方垄断，刺激了江南港口群的肇兴。古娄的那个小村落，如同江南的其他港口，在地方势力的羽翼下正在悄悄地崛起。 　　到北宋后期，在对辽战争和反击金军南侵中，江南的港口并没有遭受重大创伤，反而日益巩固了江南经济中的雄踞地位。南宋政权被迫迁都江南以后，为了稳固风雨飘摇的政权基座，实行了偏安东南的政策。但是，南宋朝廷及其统治集团，为了补偿战争的劫后余生，远比北宋时期更加疯狂地对江南进行掠夺。 　　大量的岁入赋税和商贸货物，通过纵横东南的水运港口源源不断地运至南宋大都临安。政治中心的转移及其对港口的倚重，吸引了经济力量新的集聚。此时的古娄小村落，早已揭去了昔日的神秘面纱，逐渐显露出商埠码头雏型的真相来。 　　在历史上，政权的变迁似乎难以与偶尔一得的江河改道相提并论。如果说，当时都城临安的外港—杭州湾上澉浦港的兴起，是南宋政治作为的象征，那么，江南另一个盛兴一时的青龙港，因淤塞改道日渐衰微，则完全是地理变帮的巧合结果。 　　上海青龙港的萎缩，并没有改变江南港口群蓬勃发展的趋向，代之而起的却是青龙港附近的上海浦。江南水系的嬗变，仿佛预示着港口群正在悄悄地进行着由散而聚、重新组合的自然选择，以及核心港的易位和重新崛起。于是，那条同处江南，水脉相承，水性相近的娄江上，古娄的商埠码头，正酝酿着它的未来，将接受历史对它命运作出的重新选择。 　　到了疆域广大的元朝，构筑发达的水陆交通，对于驰骋南北、挥戈东西而雄心勃勃的游牧民族的皇权统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元朝政府重修运河，新辟海运，统领全国驿站，不断扩大海外贸易，要去实现它南粮北运的经济统治。 　　隋炀帝当年开凿的南北大运河无法承担更大规模的运载任务。这需要寻找一条新的捷径。而此时的娄江，盛载着浩瀚的太湖水，直泻入海，已经发育成为体量丰满的江南漕运第一江。 　　当年古娄的商埠码头刘家港，也已成长为江南唯一的深水大港。漕粮北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刘家港的肩上。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刘家港。当历史的选择遵循着自然主义与完美主义相统一原则的时候，不管形式如何，都是一种何等公平的选择。 　　因为历史的前台，即使是短暂的一瞬间，也会让它们淋漓尽致地轮番演出。历史也绝不会让发育畸形的文明去充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刘家港作为漕粮北运的起碇港，表现了元王朝帝国意志。在这种皇权意志对自然进行抉择的时候，自然其实早就对这种选择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自然本不可选择。而刘家港无需去选择历史，历史已经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它，决定了它的命运。元王朝在短短几十年，在刘家港沿线，建筑了几十里长堤，大吨位的码头泊位，海运仓诸和海事机构，迅速地扩大了漕运规模。从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温、台等沿海地区，缴粮的船队万艘如云，气势恢弘，都集结在刘家港。 　　日本、琉球、高丽、安南、暹罗等国的蛮商夷贾，闽、泊、广等地的商人，辐凑云集，蔚为壮观。刘家港成了当地时江南蜚声中外的“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刘家港的崛起，奠定了太仓在江南的重要位置。 　　太仓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获得的巨大发展，哺育了刘家港进一步的发育成熟。以至于到了明朝初年，历史又一次向太仓投下了机缘，再一闪选择了刘家港。 　　明朝永乐元年，江南大水连绵不断，河港淤塞，洪水暴涨，灾难十分严重，特别是吴淞江入海处，沙泥充斥，芒苇丛生，绵延上百里。水无所归，必定积患成灾。明朝政府决定引导吴淞江水，进入刘家港北出，注入大海。 　　历时两年的浩大的“掣淞入浏”工程一旦完竣，出入所料的结果是，刘家港的水势徒然大增，“面势宏阔，泷涛奔壮”，竟然能承载起海船巨舶自由进出。这无疑为郑和数百艘宝船七下西洋，奠定了起碇港优越的自然条件，进而使太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播灿烂的华夏农业文明的起锚地。 　　港口是江海湖泊的驿站。港口经济是一个综合度极高的经济体系。港口的发展，必然带来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在元代，刘家港的海运漕粮，奠定了太仓“通都大邑”历史地位。 　　刘家港以广袤富庶的平江大地作为经济腹地，以政府海运漕粮作为主要的物流产业，由此带动了商贸经济的发展，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