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模式与全球资源经济-ANUPress.PDFVIP

经济增长新模式与全球资源经济 经济增长新模式与全球资源经济 郜若素 （ＲｏｓｓＧａｒｎａｕｔ） 在２０１３年的 “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 的引言中我们曾提到， 当下中 国经济政策和结构的全面深刻转型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 那一册的题目为 “中国：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模式”。 这个新模式同时涉及传统的经济学和制度学层面。 蔡昉、 宋立刚和我在 ２０１３年 （Ｇａｒｎａｕ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ｂ） 以及Ｈｕ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 的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分析讨论， Ｄｗｉｇｈｔ Ｐｅｒｋｉｎｓ 等 （２０１３） 则对制度学层面的变化进行了探究。 我们在２０１３年就注意到中国的这些转型和变迁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国际 影响。 这些变化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显得尤其重要。 作为世 界人口总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在旧的增长模式下的发展形成的是最强的举世 罕见的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 这导致了２１ 世纪初全球范围内资源需求量的 激增， 对于澳大利亚和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凡。 那么，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未来的走向如何， 它的发展又将如何影响 全球资源经济？ 本文将简要探究到目前为止相对直接的经济层面的影响， 以 及这些变化带来的对于澳大利亚国际资源贸易至关重要的冲击。 一　 由旧到新： 增长的特征变化 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大量且迅速的投资增长， 尤其是工业活动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铸就了这样的增长， 使得实际工 １７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资变化较为稳定的前提下的大规模城镇就业得以实现。 工资的增长速度慢于 产出价值的增速， 收入中利润所占份额持续增长， 反过来导致了居民储蓄的 持续增加。 其中大部分的储蓄增长都又反作用于投资， 强化了投资导向型经 济增长模式。 与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是较高的总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增 长， 中国深入并且仍在深化的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也是其驱动力之一。 全球化 导向的增长模式下， 中国在２１世纪初贡献了大部分的世界贸易增长， 以及 大部分可用于国际投资的国内储蓄对投资顺差的增长。 中国在２１世纪初的增长是二百多年前英国现代化经济发展之后最为迅 速且持久的增长， 同时也是最大的投资密集型、 金属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 增长。 改革期间， 这种总支出中的高投资比被中国政府应对国外大规模的经济 衰退的相关政策强化。 第一波在 １９９７ 年到 １９９９ 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 （ＭｃＬｅｏｄａｎｄＧａｒｎａｕｔ，１９９８）， 面对西太平洋贸易伙伴货币的普遍贬值， 中 国政府选择了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 为了在出口增长率和净出口下行 趋势下维持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产出增长率、 就业率以及收入水平， 当局采 取了规模更大的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 第二波起于２００８ 年的全 球经济危机。 此次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直接影响要比亚洲经济危机更为广 泛， 并且潜在的波动性更强。 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仍旧是稳定汇率， 采 取大规模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来稳定产出和就业。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财政和 货币扩张力度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要大得多。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凯恩斯主义扩张在维持强劲的经济增 长的连续性上是非常有效的。 这些扩张主要通过行政体系中联系紧密的机构 来执行， 包括地方政府、 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提供者， 以及在重工业领域异常活跃的国有企业等， 都从国有银行汲取了大量资金。 而结果就是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并且变得比消费更 加金属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 因此， 在２１世纪早期的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在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的发展对国际能源和金属市场的压力极大地增加了。 人口总量最为庞大的国家高速的投资密集型、 能源密集型和金属密集型 增长促成了全球经济领域经历的最大、 最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