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暴力.docVIP

校园暴力近期，有关“校园暴力”的事件频频被报道。应该说，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伦理道德与人性缺失和法律法规不完善应是导致这一后果很关键的两个因素。 当今社会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风气太重，伦理道德被轻视，社会生活经常出现以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染，进而以暴制暴。同时，大众传播媒体有意无意地渲染暴力，过度或过细地再现犯罪分子的作案经过和具体情节，极有可能对青少年产生不当模仿的负面效果。 媒体只是一方面，更多的责任是需要政府从道德和人性的层面给予大众相应的引导，发扬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和谐仁爱，平等谦逊的精神，引导青少年分清是非公理，营造友爱互助、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化解那些由市场经济消极因素带来的自私、冷漠等极端个人主义畸形心理问题，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才是对于类似校园暴力事件治标又治本的解决方式。 ?但就现今的情况看来，要从道德层面进行一种釜底抽薪的拨正是一个需要政府和民众付出长期性的巨大努力方可到达的一个结果。 在现阶段而言更重要的也更急切的是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比如，在如何有效地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和处理校园意外伤害事故方面，有很多国外经验也可借鉴，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校园安全法》。我国虽然也有相应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06年开始实施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但较少涉及校园意外伤害事故方面的内容，加之相关法规在具体操作中很难得到很好落实，这就造成了学校有可能不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职责，对重大安全隐患也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校园暴力才更急需要依法治理。要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专项立法;健全教育法律法规的人格权保护制度;完善校园暴力的行政法律救济途径。同时对学校不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职责,对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者,应当对学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有关部门在法规颁布后不依法履行学校安全监督与管理职责的,也应由上级部门给予批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部门和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谓法不严不足以服众，在现今社会伦理道德不断流失的情况下，法家的理念—重法，尊法，以法为本，依法治国，进而最终达到以德治国的更高治国方针也许才是中国这个重法尊德的国家最终要走的道路。 二、校园暴力的校园因素归因 （一）校园暴力的社会学思考：暴力侵害行为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目前，校园暴力大面积流行于在校学生群体中，类似这种大面积流行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中通常是将其作为一个潜在的特殊环境所固有的结构性问题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在社会学中，所谓的结构就是一个系统,包括三个要素,即整体性、转换规律和自身调节性。由于结构自身调节机制所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守恒性和封闭性,使结构变化限制在一定的边界之内;一旦调节机制失控或外部强力干预,则可能导致原有转换规律的变更,进而改变原有结构并形成新结构。因此结构是依循一定转换规律而变化的动态整体。换句话说，结构性问题总是有边界的或有一个限度的，这个限度决定了个体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可以做什么。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产生于社会自身结构的调整和修正。根据目前校园暴力问题流行的范围和程度，结构性问题的视角对解决这种还没有成熟答案的校园暴力归因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日本池田理惠子指出：“侵害行为产生的部分可能的原因是学校组织结构自身的问题，是由于制度化结构和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所带来的一种可能性行为。就像收容所、监狱、军事组织一样，在社会学中学校也是一个具有明显分界线的以等级和权威制度为基石的结构性组织。这种结构是一种官僚式组织结构，被一定的制度和严格的仪式形式、训练措施和惩戒方法等所支持，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会借助暴力。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基本功能是教育年轻人和使年轻人社会化，其固有的特征是严格遵守制度和对个体差异的容忍度低[6]。”正是因为学校的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共性为我们思考校园暴力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校园在一定程度上事实性的孕育了其暴力行为的发生。西方社会学家泰特姆(Tattum D.)批评学校“虽然不完全是封闭的军事化的组织氛围，但却是一个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权威性机构。在一个只有男生的学校中尤其容易形成暴力性氛围，所以在这种氛围中发生学生之间的暴力侵犯行为是可以理解的[7]。”史密斯和夏普（Smith and Sharp）说：“侵害行为问题尤其可能发生在权力关系特征明显而其监督不力的那些社会团体中，譬如军队、监狱，当然也包括学校[8]。”这些国外学者的论述表明：学校通常是一种以绝对服从为特征的权威型结构明显的组织，其所使用的具体教育方法如谴责、惩戒和训戒等经常是建立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