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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均衡 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方勇 世界经济危机 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 也是一场完全不同于1929年大萧条的世界经济危机，无论是发生缘由、扩散路径还是调整方式都迥异于1929年大萧条。 这也使得我们对经济危机的传统认知与干预手段可能在这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失去效用。 必然的危机 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仅仅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偶然性”导火索，而不是本质原因。 全球经济失衡的累积效应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全球经济系统自发强制调整才是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蔓延的本质原因。 甚至可以认为，如果美国次贷危机没有发生，也会有其他偶然性因素促使全球经济失衡的累积效应突破维持全球经济系统平稳运转的风险“阈值”，进而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必然的。 微观基础：生产领域的全球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的界定是国际收支失衡，其核心表现是美国的双赤字和中国的双顺差 全球经济失衡是在国际分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产品内分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问题。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 问题是：比较优势调整的不同步 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 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出现，呈现不同步性 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 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问题是：跨国公司的收益没有在母国的国民帐户中表现出来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贸易国和贸易利益所属国并不一定相等。相应地，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就不能准确反映一国分配所得的贸易利益了，逆差、顺差的经济意义已经改变。 在目前的全球化世界上，顺差仅仅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并不意味着巨大的福利。 但存在着大量的“暗物质”,使得跨国公司的收益没有在母国的国民帐户中表现出来。。 宏观基础：“类布雷顿森林体制” 由于新的全球化生产方式，使得世界经济已经分裂为三个板块：美国是中心地区，亚洲是贸易账户区，欧洲、加拿大和拉美是资本账户区。 贸易账户区向美国出口，并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贸易账户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 资本账户区是传统上的资本输出区，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资本不断流向美国。 问题是： “类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不稳定性 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净储蓄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我们把它称之为“类布雷顿森林体制”。 Charles Kindleberger（1973）在The World Depression 1929-1939中提出，大萧条如此深远而漫长，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全球市场的稳定器。 问题是： “类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不稳定性 但是，这种“类布雷顿森林体制”缺少一个有效保障全球经济均衡的管理机构、机制和秩序，是美元霸权主导的、建立在美元信心上的不稳定安排，并使发展中国家向最低工资和环境灾难的底线竞争，同时给美国带来巨大的金融泡沫、金融欺诈和生产能力方面的过度投资。 必然的危机 微观不平衡 宏观不稳定 必然的危机---美国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美国的危机成为世界危机 新的风险分担方式导致新的危机传染路径 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内生的”经济运行风险成为全球经济系统内生风险 金融“脱媒”(dis-intermediation)使得金融系统中的“内生”风险成为全球经济系统中的主要风险 全球性风险分散系统 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经济运行系统中的风险生成和分担机制，各个国家“内生的”经济运行风险被全球化生产方式“一体化”为全球经济系统内生风险，这种全球经济系统内生风险进而转变成为各个国家的“外生风险” 传统上由各个国家自行负担的经济运行风险被转变为全球共担性风险，传统上各个国家独立的、自成体系的风险分散系统被全球化生产方式“内化”为全球性风险分散系统，各个国家“内生的”经济运行风险通过这一全球性风险分散系统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分担，全球金融系统成为主要的风险分担行业。 “类布雷顿森林体制”中的金融“脱媒”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全球流动性的泛滥使得虚拟经济以远超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快速膨胀，并开始以独立于实体经济循环的方式进行自我循环，而与此相伴随的强烈的金融“脱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