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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班”与“精英学院”: 绩效诉求抑或制度合法化 ———基于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刘献君 张晓冬 【摘 要】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组织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环境才能够生存下来,而组织生存的环境主要有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的组织对环境依赖的倾向是不同的。从 “少年班”到 “珠峰计划”发展的历程看,精英学院组织虽然面临着基于制度合法化的政策环境和基于组织场域的技术环境两种生存环境,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精英学院组织主要遵循的是制度合法化和资源依赖,即适应制度环境的发展逻辑。这从精英学院共享的组织特征和组织绩效都可以作出判断。大学组织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既有着较高的专业技术要求,又有着明显的制度合法化诉求,运用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二元环境分析框架研究大学组织现象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证明。 【关键词】 少年班; 珠峰计划; 精英学院; 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 制度合法化 【作者简介】刘献君 (1945- ) ,男,湖南宁乡人,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大学德育研究; 张晓冬 ( 1976 - ) ,男,甘肃宁县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重庆三峡学院讲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武汉,430074。 【文章来源】现代大学教育 2011 年第 5 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 以下简称 《纲要》) 明确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继续实施和推进 “985 工程”、“211 工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高等学校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我国高教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围绕《纲要》,教育部高教司也将2011 年的工作重点放在贯彻落实 《纲要》精神,以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优化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至此,全国各重点大学纷纷成立 “精英学院”,开创学校 “学术特区”,为造就优秀拔尖创新人才服务。现已有 19 所高校参与了 “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2011 年 2 月 25 日,教育部召开了 2011 年的第 3 次新闻通气会,目的就是介绍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半年多来高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情况,各相关学校分别汇报了拔尖创新人才计划的落实与未来规划情况。[1] “拔尖创新人才”成了高教领域里一个 “热点词汇”。 事实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早在 1970 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实施。1978 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建的“少年班”就是针对“早慧”学生实施的一种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模式。如果从中科大的少年班算起,那么,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高校内部类似于“少年班”的精英学院组织结构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为什么各重点大学不遗余力地创建精英学院组织,是出于基于专业技术的组织绩效竞争,还是出于资源依赖的制度合法化? 基于这一问题,本研究借助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我国重点大学里的精英学院组织现象。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 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及其基本观点 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是以 1977 年约翰·W.迈耶 ( John W. Meyer) 发表的 《作为一种制度的教育之影响》和其与布利安·罗恩 ( Brian Rowan)同年合作发表的 《制度化的组织: 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两篇论文为诞生的标志,主要是从组织和环境关系的角度认识组织趋同现象。[2][3]340-363从外部环境研究组织行为和组织现象实际上可追溯到以赛尔兹尼克 ( Phillip Selznick) 等为代表的早期制度主义学派。 早期的组织制度主义只是从反对工具理性主义的立场,提出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分析组织现象,但却没能创建出新的分析框架。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作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创始人,迈耶 ( John W. Meyer) 关于组织与环境的基本观点是: 制度化规则对组织结构及其组织实际技术性工作的影响与环绕特定组织的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制度化规则应当与常见的社会行为明确区别开来,组织的正式结构应当与组织日常实际技术性活动明确区别开来。[3]341并且认为,不同的组织对生存环境依赖倾向是不一样的,有些更多地依赖于组织内部的跨越组织边界的技术与交换关系,而有些则更多地取决于体现制度化环境的仪式,这种依赖倾向决定了组织结构与组织行动间结合的紧密程度。针对组织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迈耶认为各类组织的成功都可以在一个连续谱上进行排列,其中一极是处于强产出控制下的生产组织,这类组织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关系网络和组织话语权; 另一极是制度化的组织,这类组织的成功主要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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