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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分家:要未来,就要监管 　　医药分家政策的制订，目的是希望减少医院对药品的加?r，从而降低患者的治病负担。这样的设想相当美好，但药品零售价的高低，除了受医院加价的影响外，尚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将药房完全挪到院外让他人经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表面上看，实施医药分家后，医院与药品彻底脱了钩，医院的行为不会再影响到药品的销售以及药企的业绩。而事实全完全相反，医药不但不可能彻底分家，而且医院的行为依然会对药企产生重要影响。 　　医生的基本工作是给人看病治病，而要想使医生的工作得以实施，就一定要靠药物这种基本的工具和武器。只要医生这种工作存在，医生就不可能不与药品打交道。医药分家了，表面上是不允许医院控制药品的使用了，而其实质不过是取消了医院分成的权利罢了，要知道，医院开出的每一个处方依然出自医生之手。在这样的现实中，医院怎可能与药品彻底分家呢？ 　　医生是药物的具体使用者，每个医生都有选择药物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他人无法控制的，也是无法靠道德的因素约束的东西。而任何一种疾病的治疗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药品可选择。那么只要有选择，就会有竞争；只要有竞争存在，作为营销人员的医药代表就有存在的土壤。这种土壤是无论如何都消除不了的，仅凭这一点，医药代表就不可能彻底消失。 　　医药分家之后，流通环节可能会有所减少。以往营销的重点也许集中于医生这个环节，这是传统医药代表的主要工作。而随着流通环节以及大环境的改变，当医生这个环节不需要太多人做营销工作之后，医药代表会不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其他环节呢？这同样属于医药代表工作的范畴。而只要这样的流通环节存在，就需要有人去做工作，就一定会产生利润，产生差价，从而形成药品另外一种形式的加成。从本质上讲，这样的加成与医院的加成不会有更多的差异，性质完全相同。 　　随着有关部门对医药代表监督工作的加强，表面上的营销行为也许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一些隐形的营销会不会得到约束，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到目前为止，连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无法阻止药企对医院的营销行为，比如各种形式的赞助，包括科研、文章发表、会议赞助等，到今天依然在大行其道，那么我们的有关部门怎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威慑力，将这样的行为彻底取缔呢？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营销工作，依然需要医药代表们来完成。 　　药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属性是无法改变的。既然是商品，其生产和流通就必须符合相关的规律。医疗本身是一个市场行为，不光医院的工作属于市场的一部分，与药品相关的各种工作也是市场一部分。既然无法让医院和医药完全离开市场，谁能将作为市场营销人员的医药代表，彻底取缔呢？ 　　医药代表的职能日前得到官方定位：不得承担销售任务，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 　　医药代表从推销型转向学术型、技术型已成为共识。然而转型之路，除了政策要求、行业自律，更要呼唤配套措施的完善。 　　比如，推行医药分开，患者拿到处方后可以在市场上的药店购买，给医生统方发回扣就变难了；比如推行两票制、药品集中采购，行业的乱象就能得到一定遏制。同时对于医药代表的考核，也不能看销售量，而应形成更科学的考评体系，甚至第三方考评。 　　“现在很多医药代表早已退化为药品推销员，都是求着医院、巴结着医生，低三下四地维护关系。”已经离开医药代表行业十来年的赵新叹息道，随着国家出台更加严厉的“新政”，禁止医药代表销售药品，可能很多人要转行，不转行的，恐怕也不得不转型。 　　赵新所说的“新政”，正是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相关意见。 　　定准位 　　医生药学知识相对薄弱，药代正好补短板 　　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是否意味着这个群体“端碗吃饭”的姿势会有所改变？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意见本身如何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规定当然可以这么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你怎么区分他是在从事推广咨询，还是在推销？两者之间的边界很模糊，要实施具体监管，还得有一些可操作的标准、手段。”广州市黄埔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副院长提醒说。 　　而医药代表这个群体本身又该何去何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王继勇认为，医药代表的责任是学术推广、技术咨询，希望制定一系列政策，让其职责尽快回归。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新药新技术需要人来推广，医药代表仍有存在必要，但其现有角色亟待转型和升级。 　　即使是在乱象中，也有一些医药代表没有完全忘记初心。2005年入行的陈默认为，应该把现在的医药代表分开来看，“我们说的医药代表都是学术代表，而那些一点医药知识都没有的，其实是推销员。” 　　陈默说，他一次一次地约医生见面，采用的不是所谓销售技巧，更不是利益诱惑，而是各种专业“吸睛点”，比如某种疾病出新药了、某种治疗方式经证实有副作用等。在他看来，“医生在医科大学里学的是临床医学，药学知识相对薄弱，而药品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