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宅门里的三代收藏家（三）.docVIP

江南大宅门里的三代收藏家（三） 　　名震上海滩的银行家 　　 　　张芹伯(谱名乃熊，1890―1945年)是张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张石铭的大儿子，一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和银行家，在大家族中很有威望。 　　其父去世以后，作为长子，他继承了比弟弟更多的遗产。基于种种考虑，他在打理上辈人留下来的房地产和典当的同时，也在上海滩炙手可热的金融界一展身手。他在上海和天津有很多房地产，在南通建有围垦公司，在东北也建有牧场，还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三家银行，而且是在65时间里连续出击，三家银行即东南信托公司、江海银行和大康银行，他担任了这些银行的董事长。 　　张芹伯的人品备受推崇，极具号召力。他出面办银行，诸多亲戚朋友，包括上海银行界、实业界很有名望的人物，如吴蕴斋、殷继常、谭敬、沈莱州、刘荇荪、张叔培等都来入股，后期还有王晓籁、盛苹臣、徐士浩、李祖永、李祖基、李祖洵等加盟，很能说明他的人缘和号召力。熟悉上海金融界的人一看就知道，进入这个名单绝不是商界的等闲之辈，而是一些在上海滩颇有影响的人物。 　　三家银行中创办最早、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是东南信托公司(1949年1月改称东南商业信托银行)，成立于1931年5月，注册资金为100万元，一次收齐。发起人除张芹伯外，尚有孔颂甫和张葱玉。这是家纯粹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包括汇兑及押汇、各种存款、放款、票据承兑及贴现、买卖有价证券、代理收付款项、保管贵重物品等等。3年后他又创办了江海银行(1934年3月)，总行设在号称上海华资银行最集中的地段。该行的经营一直不错，嗣后又在杭州和重庆设立了分行。第三家银行是大康银行(1948年4月更名为大康商业银行)，创办于1936年。1936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上海，而张芹伯在这时仍有实力发起创办新的银行，自是不同凡响的举措。 　　当然，张氏家族的资本在其中总是占优势。张家人除了张芹伯担任董事长外，张葱玉、张秉三、张叔培、张振飞等也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有意思的是，向以思想前卫著称的张家大房的老七张叔驯，在张家大办银行的时候却没有加盟，而是别树一帜地投资其他新型工业。 　　 　　郑振铎70万元收购张家藏书 　　 　　从张芹伯的一生来看，办银行，搞经营，并非他本人的最爱，只是作为长房长孙，他不得不打理家业。在张家后代眼里，这位大伯父不像个银行家，而是一位老夫子、老学究，因为他并不善于算计，不善于跟人讨价还价，好些事常常是叫侄子张葱玉出面。他每天在银行只上半天班，回家吃过中饭，就一头扎到他的书房里摆弄他的藏书去了。读书、藏书、研究版本目录，才是他最称心的事。 　　上海三马路(汉口路)上的旧书店是他经常去的地方，这里有他读书、买书、品书的生活圈。来薰阁的店堂里常年放着两把摇摇椅，专供那些来选书的老主顾休息。鲁迅、郑振铎、缪荃孙、张石铭等经常光顾这里，张芹伯也是这里的常客。他继承了其父大部分藏书，也秉承了其父好书的心性，碰到久已仰慕的珍本、孤本，则宁可以一条弄堂的代价必购之。他曾卖掉了在天津的房地产用来购买一批宋元珍本，宋版《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的一部，仅这一部书就装了整整一大箱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里还有暂时的平静，于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战时商场。江南一带的世家藏书，从水路、陆路不断运到上海待沽；而南北书商，包括美国、日本的文物贩子，纷纷挟巨款前来抢购。在南北书商的背后，往往有国外的文化机构作后盾。郑振铎先生就曾写到，他曾亲眼看到一家北方的旧书商从上海买下大宗古籍线装书，在一个邮局里打包北寄，一次就打了1000多包。中国读书人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有识之士纷纷致电已撤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呼吁应由国家出面来抢救这些濒临的古籍。在这个背景下，重庆方面成立了一个秘密抢救古籍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具体负责在沦陷区(当时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抢救那些行将被席卷而去的宋元古本和其他珍贵古籍。这个工作小组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财政部次长张寿庸，以及版本目录学界的著名专家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叶恭绰、何炳松等人组成。他们在朱家骅、陈立夫的支持下，运用中英庚款先垫付的款项和中央图书馆新馆的建设费用，冒着生命危险，在沦陷区敌人的鼻子底下与奸商抢时间。这项工作从1g40年初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历时两年，取得了辉煌的成人的藏书。 　　整个收书的过程，包括郑振铎对张家藏书的评价等，在保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当年郑振铎写给蒋复聪的一批信件中有充分的反映。郑振铎的这些信函，已由旅美学者沈津先生整理，发表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杂志上。65年之后，读这些真实记录，不难想象当年张芹伯出卖这些藏书，那真是任割他的肉! 　　据他的儿子张泽堪先生说，其父出售这些藏书并非因家里经济拮据，真正的原因是听张葱玉说，日本人看中了张家的藏书，正在托人联系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