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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影商业实践中的女性表达 　　［摘 要］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呈现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三足鼎立的格局。随着中国电影改革的进程，商业与艺术的对峙日趋淡化，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艺术化等，都在践行着中国电影的商业探索之路。其中，女性表达成为重要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它是弥合商业与艺术之间断裂点的有效策略；另一方面，女性表达的凸显也是国产电影商业实践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国产电影；商业实践；女性表达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呈现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三足鼎立的格局。商业与艺术对峙所带来的弊病，不仅使中国电影业长期陷入低谷，也造成了大量电影观众的流失，使原本作为大众文化消费重要形式的电影，失去了原有的生机与活力。世纪之交，轰轰烈烈的电影改革以风雨欲来之势展开，从自身的体制改革到发行放映终端的院线制建立，商业与艺术的对峙日趋淡化，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艺术化等，都表明了中国电影的商业探索之路。其中，女性表达成为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 　　中国电影的女性表达，一度陷落于意识形态的局面，或商业利益的挤压。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到“文革”10年，国产电影中女性意识的表达，被湮没在强大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几乎都是对意识形态的演绎与诠释，基本特色是作为“政治工具论式的社会呈现”。如《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自有后来人》《永不消逝的电波》《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及“文革”中的“样板戏”电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 　　“新时期”以后，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女性表达虽有所加强，但在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与询唤下，处于曲折而又苦涩的尴尬境地，呈现为“一次逃脱中的落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者们“未能建立一种真正的自觉、自省的女性立场，她们大都持有某种本质论的女性观，大都保有某种经典的道德判断与性别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其表达女性自陈的努力，大都止步于塑造‘正面女性形象’而始终不曾成为一种话语的与文化的反抗或颠覆”［1］。这类电影如《湘女萧萧》《良家妇女》《贞女》《山林中头一个女人》《金色的指甲》《谁是第三者》《独身女人》等。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产电影商业与艺术间罅隙日益缩小，女性意识被前所未有的强化，成为中国电影商业实践的重要途径。一批体现女性意识、以女性为主角、把女性生活作为表现题材的电影出现，不仅丰富多元，而且成为弥合商业与艺术断裂点的有效叙事策略。像彭小莲导演的“上海三部曲”：《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马俪文导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们俩》《桃花运》，徐静蕾导演并主演的《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梦想照进现实》，李少红导演的《恋爱中的宝贝》，侯咏导演的《茉莉花开》，顾长卫导演的《孔雀》《立春》，杨亚洲导演的《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宁瀛导演的《无穷动》，李玉导演的《今年夏天》《红颜》《苹果》等。 　　其中，徐静蕾导演并主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同名小说。影片以一封痛失爱子后的女主人公的信，讲述了她对男主人公一生的爱恋与等待，这个凄美、缠绵的爱情故事，把女性的意识和欲望置于主体位置，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情感。影片在艺术上的成功使徐静蕾获得第52届西班牙圣#8226;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时，影片商业上的成功也不容小觑。该片2005年3月4日公映，首个周末三天即狂收票房400万，北京两条院线票房收入近百万，成为本周新片票房冠军。另一部由女导演马俪文执导的影片《桃花运》，是她的第三部以女性视角切入的作品，该片完全转入主流商业电影体制，并且在商业体制内表达女性欲望与女性情感，成功探索了国产电影在商业实践中的女性表达策略：将女性话语与女性认同，放入主流商业电影范式内，以对主流商业规则的遵循，来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双赢。 　　女性表达的凸显是国产电影商业实践的重要途径，这在当下某些国产主旋律电影中表现尤为突出。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主旨下，当下中国主旋律电影呈现多样化的症候，尤其是一些宏大叙事的影片，将个人化书写与国家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如《云水谣》《集结号》《高考1977》等，这类影片中的女性表达不得不引起重视。 　　《云水谣》是近年国产主旋律电影商业实践中较为成功的一部影片。该片获第12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16届金鸡百花奖等，并代表中国内地角逐2008年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终结了中国内地连续5年选送古装武侠片的局面。同时，影片票房也相当可观。2006年12月1日首映后，仅十天就突破2 600万元大关。电影以横贯60年的爱情故事形成剧情张力，在台湾风云动荡的大背景下，一对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影片以造成海峡两岸阻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