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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债券百年纪 　　中国革命政府债券是孙中山开展反清革命活动所印发的筹饷债券之一，其正背分别印有英文及法文，译文为：“中国革命政府约定付给持券人一百元。本政府在中国成立后一年，由广东政府官库或其海外代理机构支付。1906年1月1日，总理孙文(签名)。”所用纸张为白色水印纸，有法文SECURITAS(信用债票)的水印。1986年，柏文在台湾第十一期《泉坛》杂志上发表了《百元债券八十年纪》一文，对该项百元债券及两种加盖银票作了分析介绍。转眼又过了二十年，就在纪念百元债券印行一百周年之际，笔者见到张小杰在2005年第一期《广东钱币》上发表的《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既有启发，亦有不同意见，因此也来谈谈对该债券的看法。 　　 　　一、百元债券的印发经过及所见品种 　　 　　有关百元债券的报道主要来自张永福、冯自由的回忆文章，以下是柏文与丁张弓良根据张、冯回忆文章对百元债券印发经过所作的概要介绍：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10月7日，孙文自横滨乘法国邮船赴安南(越南)。当船泊吴淞口时，驻天津法军参谋布加卑，奉法国陆军部部长之命求见，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等语。孙氏抵达西贡后，有法国人李安利(即郎尼)谒见，晤谈多次。孙氏委托他在巴黎印制一宗债券，以充经费等用。”1906年四五月间，孙氏在新加坡收到从法国运到的四箱债券，“以三箱银券交香港同盟会分会长冯自由先生，以便在香港购买军械及革命活动费用，又付给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二百张，以作战时之用。”“1907年11月孙氏筹划镇南关起义，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安南备用。12月2日革命军占领广西镇南关。次日，孙命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赴河内。冯将债券交他们四人带往面交孙氏。待至海防，由于事先未联系妥善，致被查获债券，四人被扣押。经与法安南总督交涉，才允发还债券(存于孙氏河内总部)。而田等四人居海防20余天返回香港。”不久清廷“与法公使交涉，要求公使不许革命党的领袖孙先生居留越南，孙先生便离越南赴新加坡，带去全部银券，被干涉禁止发售。于是孙先生把所藏银券全数烧毁，仅捡出一百多张交给张永福保留。” 　　据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记载：“凡孙先生出、收回现款者，英文票面右角盖有蓝色孙文之章之长方篆字印。余由经手人盖章、由经手人报销。”由于迄今尚未见到其他人盖章之券，因而英、法文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可按是否盖有“孙文之章”，分为已发售券及未发售券两种。而盖有“孙文之章”的百元债券，另外还有“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及“中华国商民银票壹百元”两种加盖票。此种百元债券，后来亦属“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的登记范围，有些盖有“孙文之章”的百元债券(包括另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者)，即盖有该债务调查委员会的登记章。 　　 　　二、百元债券为何要印英、法两种文字 　　 　　丁张弓良《中国军用钞票史略》称：“此券为便于华侨识别，特印制英文及法文……”吴筹中、顾延培所著《辛亥革命货币》也认为：“为了便于在华侨中推广和识别，票的正背面用英文与法文印成。”笔者与马传德合作编著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亦持此说：“由于当时在东南亚的筹饷之地，有不少是英、法的殖民地，故债券两面分别印以英、法两种文字。” 　　对此，张小杰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中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孙中山印制英、法文的百元债券，是与法国陆军部部长……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有关，孙希望英、法上层也能像某些日本财阀一样资助中国革命，这批债券应是准备用于在洋人中筹款的，因同时期已印发有中文的捐款军需凭券。”“再说当时东南亚的华侨多是文盲出身，中文都懂得不多，就不要说两国洋文了。” 　　张小杰的说法是否有道理?笔者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从孙中山的战略计划来看，“欲先取中国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然后进窥北部，故猛着先鞭于粤桂滇三省”，即力图首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便输入武器弹药，占领边省，再进行北伐。而从法国方面来看，据美国杰弗里?巴洛所著《一九○○至一九○八年孙中山与法国人》叙述，孙中山上述计划“曾经得到法国(法兰西宗主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政治体系中极端明显的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1905年春季孙中山在法国时“曾同法国扩张主义者领袖们密切联系，并已开始为筹划华中华南的大规模起义从事准备”。法国人还通过新成立的法国亚洲情报局分支机构“中国情报处”与孙中山进行联系。1905年7月，陆军部长艾蒂安指令法国驻华防军任命布加卑上尉为中国情报处主任。该情报处的任务之一是“要求探索为扩大法国在华南的权益而利用中国革命社团的可能性。”10月11日，布加卑在上海的法国轮船“卡利多尼亚”号上会见孙中山，宣称他是由法国陆军大臣派遣前来跟孙中山联系的，除了传达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之意，还希望得到更多有关中国革命发展的情报。随后，布加卑陆续安排人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