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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电影 　　[摘要]电影艺术批评理论众多。《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适用于电影艺术批评。用《论语》反思电影艺术对当代文化和人性的实践与创造。以《论语》为基础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性的理论假设，并运用这种理论探索电影艺术批评的新方法论，是对当代电影艺术批评的尝试和探索。如果电影讲述的是人的故事，就必须面对《论语》中关于人性的十个字，这十个字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导演的成败。 　　[关键词]孔子的绝对命令；孔子的格子；电影导演的创造格 　　 　　电影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曰：“何谓礼?” 　　吾曰：“电影之职莫大于礼，何以为礼?文化是也。” 　　用《论语》的思想反思电影艺术对当代文化和人性的实践与创造，是文章将要论述的问题。在当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建立在理论之上的方法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文章首先提出了一种以《论语》为基础的关于中国人性的理论假设。本文对假设的推论过程不做阐述，只解释推论的结果。其次，文章以人性理论假设为依据，尝试探索当代电影艺术批评的新方法论。 　　以《易经》的象辞表达方式为原理，应用现代科学与艺术的方法，我们提出了《论语》关于人格象辞表达的假设，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我们把图例定义为孔子的绝对命令；用中国象形语言，我们把图例定义为孔子的格子。图的整体可理解为人的总格的象辞、人的内格的象辞和人的外格的象辞。总格象辞的核心为“仁义”，内格象辞的核心为“仁”， 外格象辞的核心为“义”，围绕着“仁义”象辞的其他象辞为人的分格。图中的每一个字都包含“象”、“辞”、“格”三种解释方式。“象”可理解为象形，“辞”可理解为辞辩，“格”可理解为定义。任何一个象形字的解释都应该是在“象”的“格”内的“辞”的辩证的定义。横向的象辞我们定义为“人”的素质“格”，纵向的象辞我们定义为“人”的创造“格”。结论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人天同格”，也就是说个人的人性与自然人性规律的完美存在统一?。 “人”可以是任何从个人到人类之间的一个“体”。 　　简单举例，在做人而实现“仁”格的过程中，人必须具备“知”识和“勇”敢两种素质“格”，而且“知”识和“勇”敢又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具备素质“格”的基础上，做“仁”还必须具有创造“格”。人不仅要有继承前辈人“格”的“孝”，还得有发扬自己人“格”的“忠”，“忠孝”也是辩证统一的。个人只能决定自己的内格，人的外格存在受他人或社会外格的约束，例如，社会整体的正“义”与诚“信”影响个人的正义感与诚信度。当然，把“知”解释为知识及把“勇”解释为勇敢等，对中国思想的继承是非常不严格的。 　　我们以上对假设的结论做了简要的解释，这里举一个例子作为假设的延伸。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方法论中，“理论联系实际”才是真“知”，“密切联系群众”才是真“仁”，“批评与自我批评”才算真“勇”。其中，“密切联系群众”是核心，而“理论联系实际”与“批评与自我批评”存在辩证的关系。而就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讲，“党的建设”是党的“礼”，“武装斗争”是为了民族大“义”，“统一战线”是对外的“智”慧。其中“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是对立统一的，“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而最后，我们是否可以猜测 “为，人民，服务”是否对应“无为，仁，义”呢? 　　下面我们用假设对当代电影艺术作一下比较反思。如果电影是在讲述人的故事，就无法不面对《论语》中关于人性的十个字。电影的成功与否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导演对于这十个字的塑造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几乎都是舍生取“义”的形象。从《在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到《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英“勇”就“义”的形象被电影语言塑造到了极限。而同时，对旧社会“人”的控诉也伴随着电影的历史，控诉也是一种“知”的体现，例如电影《白毛女》就是让观众真正“知”道世上还有黄世“仁”的存在。在当时由于社会的不“仁”，“义”字充满在人性之中，人只有在尖锐的人性对立之中才能走向外格的最高格。 　　直到《小花》电影语言对于“义”的表现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电影是通过兄妹“情”、姐妹“情”及同志“情”，对人性中的“义”赋予了一种新的解释。电影《小花》对“情义”的完美描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那个人性被长期压抑的时代，无“情”从人性的本能中变成了对有“情”的渴望，人不只是因为不“仁”而去就“义”，人也可以用“情”去实现人性中的“义”格。 　　而后来从《老井》到《红高梁》，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百姓在“知仁勇”的格上，被表现在电影艺术中。中国人性中最原始最为深层的人“格”被呈现在观众眼前。在电影《老井》里，人性是被“孝”字和“性”字扭曲的，人对自然的认知只是停留在有水才能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