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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红色绘画”漫谈 　　中国近现代画坛是一个大师与名家辈出的时代，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催变了中国绘画传承了千年的相对固定模式，创立出全新的笔墨风格、构图形式和现实主义的审美情趣以及宏大的境界，这也使得“新中国红色绘画”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最耀眼的部分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覆灭，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术也经历着重大变革。西风东渐的外来压力，“五四”以来反传统的内在躁动，共同挤压着中国传统绘画。在这民族存亡和文化剧变的关键时刻，一批有民族责任感的文化精英们借西破旧、借古开今，成功地创立了中国近现代绘画体系，为新中国绘画打下坚实的基础，使近现代绘画在后面的30余年中风采更显。 　　新中国绘画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毛主席词意主题创作，到“文革”中对革命圣地和祖国新貌的描绘，再到“文革”后、改革开放之初，对春风又至的大好河山的讴歌，形成了一个特殊而完整的发展脉络，涌现出众多载入美术史册的经典之作，并成就了一批当之无愧的中国画大师、大家。这其中应首推傅抱石、李可染、钱松吊三位大师最为突出。 　　 　　傅抱石(1904～1965年)开一代风气之先，他虽于“文革”刚开始便去世，但他在建国之初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天才的艺术能力开创的、以现实的浪漫主义手法写毛主席词意图画，以及用写生手段再现壮丽山河的表现方式，开启了“文革绘画”之先河，其后众多绘画大家皆仿效借鉴之。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全面反映出他的艺术修养和绘画天分，有些甚至成为艺术史上的丰碑，和他金刚坡时期作品一样，成为书画市场上藏家追逐的重点。像他的《雨花台颂》在2006年7月的北京嘉信的拍卖会上以4620万元成交，成为目前傅抱石作品的最高价；《茅山雄姿》在2007年6月的北京嘉信拍卖会上以2420万元成交；《毛主席诗意八开册》在2003年11月的中贸圣佳拍卖会上以1980万元成交。 　　李可染(1907～1989年)则是在“文革”高压之下破茧而出的，为确立新中国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于此时形成他个人具北派风格的豪壮厚重画风。李可染也是和傅抱石一样，顺应了那个时代的人文气候，比较早就开始了以毛主席词意为主题的绘画创作。在2007年5月的香港佳士得春拍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拍卖会上，其1088号拍品就是李可染的巅峰之作《万山红遍》，也是毛主席词意图作品的代表作，此作以3504万港元成交，成为目前李可染作品的最高价。李可染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中名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为题，于1962年至1964年间创作了7帧尺寸、章法和景观不一，但基本格局相同的作品，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北京荣宝斋及其家属处各藏有一幅，另3幅为私人藏家珍藏，这次拍卖的是这3幅中最大的一幅(131×84厘米)，近10平尺，巨碑式丰满构图，用了大量得自故宫内府的朱砂，全图通红一片，在静谧中包含着无限喜悦。画家为了突出“红”的效果，运用了大量浓密的朱砂点，使画面效果格外强烈，视觉魅力非凡，并以浓厚的墨色为底，形成冷暖对比，层次更为丰富，林间的白墙、山上的飞瀑和山下的流泉，互相衬托，极具气势，成为画面的亮色，而前景的溪涧则为庄严壮观的画面增添了动感。李可染在“文革”期间虽遭受磨难，但他的艺术最辉煌期恰也在“文革”中，在这时才真正形成自己的面目，表现在作品的大气、光感和构图上。因此，李家山水面目的真正形成，要比傅抱石晚了近20年。现今书画市场上李可染作品的热点都体现在这一阶段，为广大收藏家、投资机构所追捧。 　　钱松晶(1899～1985年)是继傅抱石之后，为南派“文革绘画”奠定里程碑的人，其新颖的构图形式、清丽可人的色彩运用，尽显南派山水的秀丽温润。与同是南派山水代表人物的陆俨少不同，陆氏把笔墨推向了极致，而钱氏具传统功力，更具求新、求变之勇气和魄力，在构图形式和色彩运用上，“文革”中的画家无出其右。钱松苗虽然在1960年随傅抱石率领的写生团进行二万三千余里创作之旅时，即有经典的《红岩》《延安颂》等作品出现，但作品的真正放光还是在傅抱石1965年去世后，他创作的《常熟田》《泰山顶上一青松》以及井冈山写生系列。这些作品和《红岩》一样，成为他标志性的作品。钱松晶的这一时期作品市场价位，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傅抱石、李可染那样稳定的高价位，但同样是极受追捧的。如他的《梅园新村》在2005年8月的江苏嘉恒拍卖会上以440万元成交，成为目前钱松晶作品的最高价。《延安颂》在2006年6月的北京华辰拍卖会上以324.5万元成交，《爱晚亭秋色图》在2005年11月的北京保利拍卖会上以253万元成交；《井冈山龙源口》在2005年5月的北京荣宝拍卖会上以203.5万元成交。 　　如果我们把近现代书画大师、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