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成熟何其晚.docVIP

“青花”成熟何其晚 　　 　　“青花”是世界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陶瓷业中的重要品类。“青花”是用含钴的矿料直接在烘干的素胎上描绘、上釉后入窑一次烧成，呈现白底蓝彩的釉下彩瓷器。无论是烧造历史之早，还是从传播范畴之广，都可以说开创了世界瓷业的奇迹。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把“青花”瓷种放到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看，就会发现“青花”发展的契机、过程和成熟的原因。 　　一九二九年，江西玉山县发现一件带有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款的青花象耳瓶，引起了海内外学者“青花”研究的热潮，逐渐形成了青花成熟于元后期观点，并且把与这件象耳瓶相近的元青花瓷器，定为“至正型标准器”。然而，青花的创烧，又源于何年？有人说宋代，但迄今为止，在景德镇宋代窑址还不见“青花”影踪。有人说起于元代，可是，一九七六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底里，发现元中期沉船，打捞起一万多件瓷器，却不见一件“青花”。于是，又有人认为青花创烧于元后期，论据是元代景德镇的制瓷能力，完全能够创制并在短期内很快烧成比较成熟的青花瓷，更有人认为“青花”是元代从西亚引进的新瓷种，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一九七八年，浙江金沙塔基出土了北宋青花残片，终于较为确切地把“青花”创烧期提前了三百多年。（图一）假如我们联系江西吉州宋末元初窑址出土的“青花”瓷。联系云南玉溪窑址出土的摸印青釉青花瓷器。联系“唐三彩”大量应用钻料等史实来看，不仅“青花”创烧范围可以大为拓宽，而且可以推断“青花”之源还要遥远的多。 　　 　　一、写意画难成主流，釉下彩无人问津 　　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一类日用工艺品的兴起，不仅要具备技术条件，而且还受到上层阶级审美观念的制约，因为这关系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们对开发这类产品的兴趣。 　　唐宋二代，由于社会经济繁荣，需要一种恢宏规整的艺术风貌，来对皇朝“兴盛”加以表现。于是，从崇尚绮丽华贵的虚幻颂歌，到追求繁缛精致的世俗风韵，在七百多年间，始终主宰着中国的艺术天地，也成为陶瓷装饰的审美主流。唐代的瓷艺中，刻、划、堆、贴、雕技法已是非常成熟，纹样华丽丰满，刻意作工作巧；宋代名瓷好仿“缂丝”（一种丝织品），柔软纤细的纹饰更是精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类工艺无不都是朝野富足的象征。宋代哥窑依承唐人喜好如冰似玉，不可名状的秘色瓷器，利用釉料收缩率不同，发明了“百圾碎”、“鱼子纹”新品种，支离密裂，神妙其中。同样，从唐人的复色花瓷到宋代色彩斑烂、幽幻莫测的“窑变”，也是与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是十分合拍的。 　　那么，回头看看“青花”近亲的遭遇吧！唐代早有的长沙窑褐绿彩，本是釉下施彩的奇创，却未曾得到社会青睐，只遗下胎质粗糙，色泽灰暗、纹饰简单的面貌。（图二）宋代磁窑釉下黑白花，本来已是展现出成熟的丰姿，在今天看来，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但是，在当时绘画界忽略笔墨趣味，它只能屈居一般民窑的粗器之列。（图三）可以说，釉下彩在其早年，实在是名貌不扬的“丑小鸭”。唐宋皇家画师，多喜双钩填色的画法，偏于物象的形真，规矩地摄取，而忽略笔墨渗化张抑的韵味。所谓“黄家富贵（黄荃）、徐熙野逸”，就是北宋时工笔、写意画家不同待遇。尽管苏轼倡导的文人画自北宋起试图与院体画抗争，但它作为一种潮流，应该从元四家算起，对于笔墨的突出强调，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画也因此获得了它所独有的审美成就。元朝为了加强统冶，曾把各民族分为贵贱四等，汉人、南人被贬到最底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肯屈就异族风尚的汉族文人大夫，有的遁入山林，做起隐士，而有些文人也为生活所迫，更贴近底层劳动人民，甚至充实到陶瓷画工的队伍，在悲壮的历史长河中，艺术的奇葩泣血开绽，为中国的陶瓷史终于添上了凝重绮丽的一笔。我们在元画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陈琳、王冕的花鸟画用笔，抑或是柯九思、吴仲圭的写竹技法，还是倪云林、黄子久的山水皴法，都给青花瓷器勾、勒、点、染的写意画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范本，同样，我们从国内出土的青花瓷器上，或是从土耳其博物馆秘藏的大型青花礼器上，更可以从传世的至正形元青花器上，看到的元代写意画法是那么潇洒飘逸的笔墨风情。 　　从现存的早期“青花”器上看，绘钴料的技艺还很不精巧，或是出于省工，纹饰多为简朴粗陋。和至正型青花器的纹饰不能同日而语。如吉州窑址出土的宋末“青花”小碟，碟内沿仅用青料涂绘粗细二线条。碟心缀草叶纹几笔。一九六五年，江苏金坛出土的元中期“青花”云龙纹大罐属于出土瓷中的“重”器，（图四）但器胎较粗，釉色略呈青色，值得注意的是其装饰手法的特殊：先在罐腹上用熟练的刀法刻出云龙纹，再涂上青料，这不单显露了刻划花青瓷向“青花”过渡的痕迹，也说明当时“青花”的釉下点垛画法，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欣赏，瓷工们不得不依赖传统的刻划花，来使纹样丰富细致，以迎合世人的口味。同样，一九六四年在河北保定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