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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白求恩”云南行医记 　　夏爱克是德国医学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待就是15年，为中国奉献了自己的中年。在中国，他选择了最苦最穷的基层山区做医疗服务，足迹遍及云南鹤庆、建水、红河的大山、村坝、街巷，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无偿的。 　　“水井必须提供水，才能接受新鲜的水。” 　　36岁时，医学博士夏爱克决定顺从内心，做一口水井。2001年，来自马克思故乡的他，带着词典，穿着凉鞋，骑着三轮车，在中国云南的大山里无偿提供医疗服务，一待就是15年。 　　36岁时，夏爱克想象着来中国后可能会面对的各种挑战。53岁时，夏爱克告诉朋友，他习惯中国了，回德国可能会不习惯。 　　“在中国的经历使我视野扩大，让我发现在自己的想法之外，也有别的一样好的想法。这叫‘殊途同归’吧。我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对德国的看法也改变了。”夏爱克坦言。 　　他经常被戏称“德国白求恩”――但终于，人们发现，他就是“白求恩”。 　　洋医生入乡随俗 　　2001年夏天，当夏爱克夫妇带着年幼的孩子，走进群山环绕的鹤庆时，古老的中国向陌生人露出善意的微笑――“搬家的路上下雨了，刚到鹤庆坝子，突然彩虹出现。” 　　夏爱克夫妇把这视为一种鼓励和接纳。 　　从新加坡开始，原名“Eckehard Scharfschwerdt”的这位德国医学博士，开始使用中文名字“夏爱克”，决心“用爱去克服一切困难”。两年之后，夏爱克“出师”，但当他走进鹤庆人民医院时，却发现在大学学习的中文，跟鹤庆话完全不一样。 　　夏爱克先后服务于云南鹤庆、建水、红河三地，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多老人和孩子不懂普通话。 　　于是夏爱克一边翻词典，一边利用各种机会学方言。红河人民医院有哈尼族医生，夏爱克就跟他们说“我教你们英语，你们教我哈尼族语言”，午休时，他经常拉着年轻人一起玩三种语言的游戏。 　　“有些少数民族产妇，你不说哈尼族语言，她们不信任你。”红河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杨芳发现，“后来她们很信任夏医生，夏医生回国后，还有生二胎的产妇来医院点名找‘老外医生’。” 　　夏爱克安慰病人，喜欢握着对方的手说“不怕，不怕”，等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可以用普通话、建水方言、哈尼族语言来说“不怕，不怕。” 　　建水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普雪骞注意到，“到后期，夏医生会说八种语言”，如果算上各种方言，那应该有十几种。 夏爱克在红河县进行新生儿复苏培训 　　夏爱克一边努力入乡随俗，一边试图身体力行改变一些东西。 　　15年后，当夏爱克被问及“为何能在中国坚持这么久”，他回答：“第一，中国朋友很热情地接受我们老外。第二，德国朋友的经济支持和鼓励。” 　　不过，融入云南的过程并不轻松。夏爱克第一次吃辣子想哭，第一次喝白酒想咳嗽，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 　　鹤庆卫生局原副局长杨万泉提醒他，要学会吃辣椒，百姓家里没有更多东西，不吃辣椒的话，时间长了百姓也不方便。夏爱克下决心入乡随俗。他参加所有能参加的集体活动，为的是能尽快了解当地风俗，好顺利开展工作。 　　来中国前，夏爱克的父亲担心孙子凯诚、孙女凯乐的教育问题。夏爱克想出解决方案：上午让孩子去当地学校学中文，下午太太在家教德文，晚上睡前，夏爱克再为孩子讲英语故事。 　　夏爱克买了辆三轮车代步――因为同事都骑车。鹤庆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杜峰说，那是一辆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车。 　　每天，身高1米85的夏爱克，骑着三轮车，拉着两个洋娃娃，往返于幼儿园、学校和医院，被称为“鹤庆一景”。 　　细致入微的服务 　　他把别人的生命当成自己的生命来关心，对病人的关爱，细致到一种极致。 　　红河县城的街道多是起伏路，上坡下坡像爬山，红河县人民医院就建在一个斜坡上。夏爱克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家里跑出来，向医院手术室冲刺。 夏爱克和妻儿以及他工作、生活用的三轮车 　　夏爱克没有下班上班的概念。不管夜里几点钟，不管哪个科室叫他，他随叫随到。为方便第一时间抢救病人，夏爱克曾经在麻醉科值班室住了三个月，后来由于妻儿前来中国陪伴，他必须搬出去，就在医院对面租房子，离医院只有几分钟路程。 　　麻醉科在七楼，等电梯太慢，夏爱克喜欢爬楼梯。经常是手术还没准备好，他已经气喘吁吁地出现。 　　患者们喜?g这位大鼻子老外，见到夏医生总是很开心。夏爱克喜欢对患者微笑，只有一次例外：一个新生儿早产，哭了声就没了动静。抢救过程中，婴儿父母出于某些考虑想放弃。夏爱克不同意，反复做父母工作，但最终婴儿父母还是决定放弃。那天，夏爱克是哭着离开的。 　　随后一个星期，夏爱克都没再进那个手术室。有几个晚上，夏爱克说他好像听到孩子哭。 　　“听到夏医生这么说，我们全科人都哭了。”红河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杨芳说，从那天开始，她和同事们决定改变，绝不让一个孩子在自己手上走掉。 　　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