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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近年来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法律和科技手段，还必须诉诸哲学观念的变革，相关研究也日益成为学界热点。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也开始了环境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环境哲学的研究主要定位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辩证观层面；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则开始了对环境危机的深层反思与应对危机的实践探索。1994年，在中国伦理学会下成立了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而1998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则表明了这一领域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和目标的进一步拓展。另外，近年来生态伦理和环境哲学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专著、译著和论文在内的成果很多。环境哲学家们提出的很多问题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定向自己的行为等问题“自己”相关的) 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术的、行政管理的，也有法律的、经济的、宣传教育的等。使环境更适合人类工作和劳动的需要。这就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玩的方方面面，都要符合科学、卫生、健康、绿色的要求。这个层面属于微观的，既要靠公民的自觉行动，又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法规作保证，依靠社区的组织教育来引导，要工学兵商各行各业齐抓共管，才能解决。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是有权力保护地球，也有权力享有地球上的一切，海洋、高山、森林这些都是自然，也是每一个人应该去爱护的。 这3个层面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侧重而又统一的。3者并不矛盾、更不重复。 作为公民来说，我们对于居住生活环境的保护，就是间接或直接地保护了自然环境；我们破坏了居住生活环境，就会间接或直接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作为政府来说，既要着眼于宏观的保护，又要从微观入手，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使环境保护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 环境问题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保护环境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家利益。环境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际形象、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使所有人都能获得清洁的大气、卫生的饮水和安全的食品，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曾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抓紧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采取切实的防治污染措施，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1] [1]保护环境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目标之一，实现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同时扮演着保护环境与破坏环境的双重角色，负有不可推卸的环境责任。环境保护是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的重要领域。毫无疑问，导致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两大重要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方面原因都同发展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也是国家长期坚持做的一项民生工程。同样意味着城市将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推动者，也将是城市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建设和项目技术的最大买家群体。[1] 生态环境 一、物种灭绝。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和野 生动物物种均占世界的10%左右，基本约有200个特有属。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了动植物生境的破坏，物种数量急剧减少，有的物种已经灭绝。据统计，我国高等植物大约有4600种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占高等植物的15%以上，近50年来约有200种高等植物灭绝，平均每年灭绝4种；野生动物中约有 400种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非法捕猎、经营、倒卖、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广东省吴川县非法出售犀牛角，珠海活熊取胆等案件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二、植被破坏。森林是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柱。一个良性生态系统要求森林覆 盖率仅13.9%。尽管建国后开展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但森林破坏仍很严重， 特别是用材林中可供采伐的成熟林和过熟林蓄积量已大幅度减少。同时，大量林 地被侵占，1984～1991年全国年均达837万亩，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了植树造林的成效。草原面临严重退化、沙化和碱化，加剧了草地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 三、土地退化。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漠化较为严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