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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在反邪教斗争中的战略地位　　社区与反邪教斗争——社区在反邪教斗争中的战略地位一、社会与社区　　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我们所说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只有具体的社会，没有抽象的社会。人们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演进的科学论断，将社会基本形态概括为五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的特征主要有：⑴它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由人群组成，但不像动物结群那样生活，人类社会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组织起来的，而只有人类社会才有文化。⑵从事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特征。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进行生产。⑶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都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大社会群体，它独立存在，不从属于其他任何群体。⑷具体社会有明确的区域界限，存在于一定空间范围之内。⑸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社会的又一特征。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都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同时它又和周围的社会发生横向联系，具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非连续性。⑹社会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它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有机体”，能够主动调整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社会之所以能够自我调节，因为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交流的功能、导向的功能、继承和发展的功能。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类一代代更替频繁，而社会则　　是长存的。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通过社会而得以积累和发展。　　“社区”一词，原为德文，源于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其基本要素有：⑴有一定的地域；⑵有一定的人群；⑶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相应的管理机构；⑷有满足成员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各种生活服务设施。这最后一条是非常重要的，连最原始的村落社区，也有这种设施。如有共同的社神，作为精神寄托、文化娱乐、物资交流场所；有共同的水源、井、泉之类；有磨、碾等食物加工工具。中文的“社区”一词，是我国学者20世纪30年代从英文中意译而来的。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梁漱溟先生就在我省邹平县搞过“乡村社区建设”试点。1997年我国民政部适应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　　社会学家提出“社区”概念，虽然至今才有116年的历史，但社区现象的存在却是古已存在的，已有久远的历史了。社区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农业发展的产物。从事农业的先民们需要定居在某个区域，于是出现了村庄这样一类社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又出现了城镇社区。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进入城市化的过程，才出现了大城市、大都会社区。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最大群体，社区是地方社会或地域群体。社会是社区的放大或有机集结，社区是一个个规模不等的小社会，是整个大社会规模不等的缩影。观察和研究社区，是观察、研究社会这个庞然大物的起点。一般地说，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在一个具体的社区进行。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病态，都会在一个个具体社区里有所显现。与整个大社会相比，社区显的具体可感，社会问题也易于把握。邪教问题也是如此，把握了邪教在社区存在及活动的特征，对社会上的邪教问题也不难做出正确　　的判断与理解，在这种基础上做出的社会防范治理措施，将更科学更可靠更具有可操作性。　　邪教存在于社会，邪教成员潜伏或生活在社区。社区具有的功能，诸如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福利保障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等，决定了社区在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具有治标和治本的双重作用。　　把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工作纳入社区工作范畴之中，是一项长治久安的战略性的大决策。　　二、依靠社区稳定社会、促进教化，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历代相传的乡约制度，其内容与做法与现代社区服务要求有共通之处。最早记载中国礼仪规范的《周礼》中就有乡里敬老、睦邻的约定性习俗。以孔子之贤，在“乡党”面前也显得温和恭顺，言谈也比较谨慎，不敢稍有放肆。明、清两朝在地方上正式推行《乡规》、《社约》。历史上的乡约制度多是为剥削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传统的社会美德。《宋史、吕大防传》有较详细的记载。北宋哲宗时的宰相吕大防说：“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再如，起源于商鞅变法的保甲制度，在中国大地存在了两千多年。公元前359年商鞅第一次变法，第一项内容便是重编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如不告发，连同受重罚。这是残酷的统治方法，但在贵族领主役使下的大量农民因此得直接作为国君的民户，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