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电影就是我的艺术人生.docVIP

谢飞，电影就是我的艺术人生 　　上次采访谢飞教授，也是在ISFVF的影展上。时隔两年，谢飞教授和蔼的笑容和富有亲和力的语言一点未变。岁月在这位老人身上留下的沧桑痕迹并不多，感染我更多的还是谢飞教授对电影这门艺术的不断追求以及对DV这个影像工具的持续关注。他在采访时曾经这样生动地跟我比喻：“DV就像是一支笔，有了这支笔，任何人都可以记录自己的影像日记。”我相信，有了这支“笔”，每一位影像家都可以尽享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 　　DV时代　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电影这行的，是怎么走上创作之路的? 　　谢飞　我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喜欢文学、戏剧和电影。那个时候中国电影挺好看的，像《董存瑞》、《柳堡的故事》我都挺爱看。记得除了这些国产片之外还有前苏联的电影在当时也很流行，所以说等于是初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电影了。到了高中毕业那时候，北京就几个艺术院校扩大招生，除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所艺术学校外，还有解放军艺术学院也开始招生，青艺人艺也有学员班，我第一志愿报了电影学院导演系，第二志愿报了戏剧学院导演系，就这么考上了。由于喜欢，加上那个时候因为只有这么一所电影学院，所以只要学生一毕业就肯定能把你分到制片厂当导演。 　　DV时代　您导过九部电影，您觉得您最喜欢自己哪部电影? 　　谢飞　我已经好几年没拍电影了，这九部电影有六部我认为是好的。我常说第四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因为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全是比较“左”的那一套，包括文革后期，还有文革结束，我拍的头两部戏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瞎编的那些东西，到了83年拍《我们的田野》，拍的才真是文革中的知青。以后的那些片子像《本命年》、《香魂女》都是描写我们眼中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些演变。这里面受到国际赞誉比较多的是《本命年》和《香魂女》，后来我觉得《黑骏马》和《益西卓玛》也不错，里面有藏族和蒙族的民族的文化。 　　DV时代　拍电影时您觉得最难忘的是什么事? 　　谢飞　其实拍电影不是特复杂的事，它是一个综合艺术，是一个生产过程，我觉得难忘的事主要就是我拍的这些电影，每一个主题，每一个题材，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实践，包括我拍过的《湘女萧萧》，那是沈从文写的。首先我读了很多沈从文的作品，然后又要跑到广西，湖南那些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我对他们那种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印象很深，包括蒙族，我跑到乌兰巴托拍的《黑骏马》，内外蒙都去了很多次，也看到了很多蒙族的生活以及文化。为了拍《益西卓玛》，前后九趟进藏。所以我觉得最难忘的事就我是选择了电影导演这个职业，因而能够去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这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走马观花的旅游，而是看到了最深入的，因为要选景，比如要挑草原，就要把好多草原都走一遍才知道哪个是最合适的。所以我说拍电影是个很好的职业，因为我比较喜欢旅游，想知道这个美丽的地球有多少美景，有多少丰富的人生，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我去过的这些地方。 　　DV时代　据我所知您参加过很多知名电影节，您对国外的电影节有什么看法呢?对西方评委他们的口味有什么评价呢? 　　谢飞　其实电影节我接触算是早的，文革后中国电影刚刚走向世界，世界也刚开始了解中国。1985年拍完《湘女萧萧》后我去美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后来我自己带着《湘女萧萧》的拷贝到巴黎找到电影节的办公室，说我希望参加戛纳电影节，所以87年我参加了戛纳电影节。《湘女萧萧》当时参加的不是比赛，是某种观点的展映，当时不太懂，因为参加了A类电影节的影片就不能去别的节了，所以后来威尼斯就不能要这个片子了，我要知道我当时就不参加戛纳了。我觉得电影节是相对于主流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主流商业市场主要是演一些青少年喜欢的商业片，而一些文化性质的有一些民族性质的、民族文化的艺术片，它主要是靠国际电影节来和观众见面进行交流推广，所以张艺谋也说中国的电影很难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这些年，我的那些片子参加了很多电影节，再后来我也去做过很多电影节的评委，我觉得其实应该重视这一条：像在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尤其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有无数的知性观众，像那些年老的或者艺术的观众，他们希望通过电影看到一些不同民族真实的人生。所以每个城市都应该有国际电影节，可是中国只有上海一个城市有国际电影节，我觉得远远不够，虽然电影节评奖是一个鼓励方式，但更主要是放片子，给这批文化观众以看片的机会，使这些艺术片也有机会面世。近几年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贾樟柯，他以前的电影都是地下电影，当时在中国根本不能上映，但是从《世界》以后他可以公演了，但是观众很少，你看他的《世界》和《三峡好人》做了很多努力，好像票房才一百万二百万，连宣传费都不够，这就是因为在中国没有电影节和艺术院线的市场。其实喜欢他的电影，看过他的电影的观众很多，但是都是通过盗版碟看的，因为你没有艺术市场又没有国际电影节等这种渠道，逼着大家只好去看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