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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金银器鉴赏 　　西夏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党项贵族奢华生活，也反映出西夏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西夏金银器在继承唐代传统工艺的同时，又受到宋、辽、金及回鹘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金银器制品。 　　西夏金银器的生产，主要出现在西夏建国以后。随着党项人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党项贵族们对各种奢侈品的欲望也日趋强烈起来，特别是金银器。由于西夏地处西北内陆，境内多山和荒漠，地理环境恶劣，这里的金属矿藏相对较为缺乏，需要从境外，特别是中原地区输入。西夏虽与辽结为盟好，但辽国在经济上对西夏进行限制，禁止对夏的金属输出，史料记载：1033年(辽重熙二年，夏显道二年)12月，辽兴宗下诏“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1063年(辽道宗清宁九年，夏毅宗拱化元年)“禁民鬻铜于夏”。因此，西夏便通过与宋之间进行贡使、榷场和边民贸易来得到贵重金属。《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1044年，宋、夏“庆历议和”以后，西夏又通过每年的“净赐”与“回赐”，从北宋政府得到了大量的金银器物。由于西夏“来献不绝”，才得到宋赐的金银、茶叶和丝绸等物。《宋会要辑编》第169册《刑法二》记载，西夏和西邻的回鹘“多市金银入蕃，使宋京城金银价贵”。对此，北宋采取了一些禁绝的措施，如“大中祥符元年，帝(宋真宗)以京城金银价贵，以问三司使西谓，谓言多为西‘贼’、回鹘所市入蕃，诏约束之”。实际上这类措施收效甚微，大量的金、银及铜仍然流出塞外，这种非法的贸易行为，实质上体现了西夏对北宋的经济依赖。 　　北宋不仅为西夏提供了大量的金、银原料，而且其先进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与技术也传入西夏。因此，西夏贵族开始加紧自己的开采、冶炼，发展本国的金属铸造业。另外，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也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还有“人马皆衣金”。这里的“衣金”就是衣“金锦”，即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这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反映出西夏工匠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金银器铸造工艺和技术，包括制模、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银等多种工艺技术。 　　西夏统治者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在中央的十六司机构中，设有文思院，专门管理金、银、犀、玉等高级用品的制造，主管有关王室在日常生活和礼仪制度上所需用的各种工艺制品，是官府手工作坊之一，也可以说是皇家工艺制作局。 　　西夏对金玉之类贵重器物的使用极为严格。《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明文规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许穿黄色衣服，不许使用金器，建房不用金饰，镶金、镂金或镀金之物亦不许随便使用，只有获得批准的特别情况例外。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垄断、占有和喜好，西夏金银饰品的制作工艺十分发达。西夏陵出土的金带饰，以锤揲技术凸饰唐代流行的串枝葡萄纹图案，其装饰不但果实特别饱满，而且叶子也很生动，叶果相衬给人以厚实的感受；花瓣形镂空金饰为附属饰件，形体虽小，但制作精美，小巧玲珑；镶绿松石银饰，作菱形菊花状，花蕊上镶嵌一颗绿松石，做工精细，镶嵌工艺高超。 　　总的看来，因为西夏统治者十分仰慕中原文化，深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故其金银器的发展趋势是本民族成分越来越少，而中原成分越来越多，这种演变与西夏社会封建化的发展过程相一致。 　　迄今为止，西夏金银器出土的主要地点有四处：内蒙古的高油房古城、宁夏的西夏陵、灵武县石坝村、甘肃武威市东大街署东巷。现将各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分金银器予以介绍，供藏友鉴赏。 　　1　1987年10月，在甘肃武威市东大街署东巷挖出了一批窖藏西夏之物，有金碗、金链和金撮等，共5件(图1、2、3)，现藏甘肃武威博物馆。 　　金碗(图1) 　　高4.7厘米，口径9.1厘米，底径3.2厘米，重140克。 　　共有2件，均为侈口、直壁、平底，薄胎。碗心在三道弦纹中锻压两枝左右交错的牡丹花卉，碗口内沿锻压连续的缠枝菊花图案。 　　金撮(图2) 　　通长41.5厘米。 　　细长，呈螺旋三角形，头部为勺状，肩宽，渐收至尾部。经专家确认为撮，撮是我国古代的量器的一种(10撮等于1勺)，因其为纯金所制，在全国各地历代出土文物中极为少见。 　　穿松石金链(图3) 　　长11.5厘米。 　　用拉细的金线制作而成，两端缠绕金丝圈呈弹簧状，中间有两个金环相套，弹簧与环之间串接有不同颜色的绿松石，色彩鲜艳美观。特别是弹簧状部分的金线粗细均匀，拧旋规整严密，工艺十分精细。 　　2　自1972年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对位于贺兰山下的西夏陵展开全面调查，发掘了一座帝陵和三座陪葬墓，出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