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祠汉画像秩序形式所蕴涵的文化精神.docVIP

武氏祠汉画像秩序形式所蕴涵的文化精神 　　武氏祠汉画像是汉代画像艺术的典型代表，是汉人创造的表现社会秩序的艺术作品，具有非常高的美学价值。武氏祠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北麓，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共包括46块画像石、一对石狮、一对石阙和两方汉碑，统称为“武氏墓群石刻”。其集雕刻、绘画、文字于一身，涵盖着汉代画像艺术中的绝大多数表现题材，大量的经史故事、神话传说、现实生活场景等以视觉化图像形式记被录下来，历经千年，透现出历史文化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当代人类学家罗斯曼（Abraham Rosman）指出：“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研究又要以整体、整合的总的生活方式为研究重点，它包括对人类行为、人类制造的物件以及人类观念的研究。”[1]文化就是人化，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人类自己，作为汉代丧葬习俗附属物的画像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行为，画面秩序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画像立足民俗，服务于祭祀活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具有“恶以戒世，善以示后”[2]的教化作用。画像形式宏大有序，隐含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折射出汉代精神追求。 　　画像把儒家礼教和道家精神和谐统一在一起，反映了当时社会浓厚礼教色彩和人们强烈的成仙愿望，表现为“图画天地，品类群生”的丰富观念。画像造型形式充实饱满，代表了一个审美时代的高度。通过直观形象的画面起到潜移默化地劝戒作用，易懂简洁的艺术语言传达画像的文化精神内涵。 　　 　　一、天人关系 　　武氏祠汉画像内容包罗万象，映现出汉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画像从伏羲女娲到祝融，到炎帝神农，到统一各部的黄帝，到尧、舜的禅让天下，再到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统一。画像意在表现人的伟大，因为人需要得到“天”的肯定，使现实的秩序关系得到存在的意义，获得上天的“感应”。 画像空间中刻画的神仙灵异，有东王公、西王母、奇禽异兽、风伯雨师、羽人等构成幻想的神仙世界，布置在祠堂东西两壁顶端和屋顶。东汉人相信天人感应，“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通过祭祀神灵以求通达。在画像中人神汇融，画像是汉人文化精神的创造，体现了汉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汉人将祠堂建造成一个完整的宇宙空间：古往今来，天地四方，生死两界都井然有序地配置在祠堂墙壁图像上。屋顶上的祥瑞天神，是人们心目中神秘上天的形象，是上天的反应。上天赐予符瑞以示天下太平、德治和谐；抛掉了仁政德治，就会上下不和、阴阳失调，灾异出现。天是最高主宰，一旦失道，上天就通过各种灾害现象予以警告；而祥瑞图像表达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应之于天的图像。 　　汉代的“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画像题材主要为墓主死后生活服务，民间工匠将人间生活搬到仙界，如市井、庄园、车马、用具等具体物象都被艺术化地搬进墓葬。在古人观念中阴间是客观存在的，人死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种观念使画像中神仙题材成为可能，人们期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把一切寄托于神灵如西王母、东王公的庇佑，仙境成为人们渴望之地。武氏祠山墙上刻画着的西王母、东王公等仙人灵兽的神仙世界，正是汉人追求死后升仙的写照，表现为一种象征意义的图式。汉人期望死后灵魂不灭，在终极认识上，追求生命永存。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放在极高的位置，人要顺天之道，循阴阳之理。画像在虚构的空间里充满热情想象，人的价值得到肯定赞扬，以人为主体占据画像空间的主要位置，展示人的力量。因此，画像具有“重人贵生”的观念，《太平经》说：“一切含气莫不贵生，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于长生，长生者必其外身也。”[3]长生为汉人所追求，对生的追求在画像中表现为升天。 　　神仙世界中西王母形象最引人注目，她是仙界的主神，执掌生死。在西王母身边有三足乌、九尾狐、玉兔等灵物，画像还描绘有羽人拿着灵芝做飞行状，应当是升天符号。（图1）三足乌、九尾狐、朱雀等祥瑞符号沾上“神性”只为能够飞翔，人类自古以来希望摆脱限制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飞入天堂以获长生，所以神性都具有飞翔功能。 　　画像突出表现了对人的肯定，如以伏羲、女娲为例，主要表现伏羲、女娲的贡献作用上，是被神话的人，被放置在画像上层的右端开始位置，人首蛇身而交尾，以曲尺、圆规相对，手捧日月。（图2）“伏羲屹立于历史的开端，人们认为他是一位连接神界与人间的神祗，他的伟大在于可以向人类传达神灵的训言。这一特殊的历史位置以其半人半蛇的混合形体表现出来。他手持矩尺，表明他能够‘设计’世界。他司掌着人类社会最高的法则――婚姻的律条，这一观念解释为何伏羲与女娲描绘在一起。画像中，这对神祗蛇体相缠，从之间诞生出一位幼儿，他双手攀拉其父母，象征着人类的童年。”[4]将伏羲、女娲与华夏民族繁衍的历史相连，交尾象征神性的生殖繁衍；伏羲执规、女娲执矩，规画圆，矩画方，象征阴阳精气和合，